从海洋制度文化看历代中国政府对南海领土主权的管理（下）

（接上期）7、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领土主权的斗争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德、俄、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我国,他们对南海的侵略活动也有增无已,从此开始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领土主权斗争的历史。西方列强觊觎南海的活动由来已久。     

19世纪晚期中俄英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角逐——以“巨文岛事件”为中心的分析

巨文岛事件是英俄殖民争夺在东亚的一次交锋,英国占领巨文岛,目的在于牵制俄国兵力,以获得与俄在中亚对峙的优势;俄国抗议英对巨文岛的占领,是为了清除其实现远东政策的障碍;清政府居间调节,充分体现了其"以夷制夷"政策的运用。巨文岛事件始末,暗含了三国在朝鲜半岛各自的战略诉求。     

清末东三省鼠疫危机与清政府的外交应对

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引发俄日势力干涉,俄日大肆宣扬中国无力防疫应免除在东北主权,并干涉中国防疫,清政府紧抓防疫主权,并借他国势力以制衡俄日,后自主召开万国鼠疫大会,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此次鼠疫引发的主权危机。     

关于英俄争夺西藏的矛盾与冲突

英俄两大殖民帝国,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中亚互争雄长、在中国南北对峙的劲敌。1907年两国就彼此在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双方在中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1907年《英俄协定》签订,两国在中亚的对抗以妥协告终。二十世纪初英俄在中国西藏的角逐,便是双方在中亚长期争斗的余波,也是两国为分割在华势力范围而较量的最后一幕。     

1904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的赔款问题

1904年侵藏战争中,英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所谓“条约”,要求赔款750万卢比作为“惩罚”。为避免赔款超出西藏地方的承受范围,致使对方消极应对,同时也为了避免英军长久地驻扎西藏,导致英俄在该地区争端升级,英国内阁从国际形势出发,将赔款总额降低至250万卢比。清政府为了彰显对西藏主权,积极向英方直接交款。尽管直接交款的形式遭拒,但清政府利用江海关关税,转手西藏地方政府,在两年半付清全款,合计上海规银122.6万两,促成英军撤离,保留了对藏主权阐释的主动权。     

《中国钱币》杂志

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兴起．大清帝国内外交困。英、法、俄、德、美、日等西方列强,无不乘势加紧从各方争相侵占、掠夺。同治三年（1864年）,中亚浩罕国（安集延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俄、英暗中扶持）。同治十年五月,沙俄攻占伊犁。同治十三年,日本入侵台湾。危机四伏,蚕食不停。清政府内部的湘、淮两派,为加强自卫和防守各呈建议．由此产生了塞防与海防之争。     

葡葡牙强占澳门与清政府拒绝批准中葡《和好贸易条约》

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澳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从１６世纪下半期开始,葡萄牙人就以僦居者的身份,在中国领土澳门居住、贸易。１９世纪中叶,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割让香港。葡萄牙政府妄图步英国的后尘,要求把澳门划归其所有。当这一侵略要求被拒绝之后,它便采用蛮横的手段,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驱逐澳门的中国官吏,封闭澳门的中国海关,镇压澳门人民的反抗,强占澳门,实行殖民统治。为了使占领澳门合法化,也为了获得与英、美、法等国一样的通商特权,葡萄牙在法国的帮助下,与清政府进行立约谈判,草签了《和好贸易条约》。清政府发现条约中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款,不予批准,并提出修改后互换的意见。中葡双方围绕互换条约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交涉,葡葡牙企图利用互换条约使其侵占澳门合法化,清政府则想通过换约谈判收回澳门主权,双方目的相反,无法取得一致,中葡《和好贸易条约》终于成为一个未经清政府批准、未经中葡双方互换、没有法律效力的条约。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试论清代东北“新满洲”维护边疆稳定的历史贡献——以抗俄斗争为例

入关前后,清政府将东北边疆的库雅喇、赫哲、索伦、达斡尔、鄂伦春、锡伯等众多部族大规模内迁,作为"新满洲"编入八旗,编入八旗的东北"新满洲"各族在雅克萨战争前、雅克萨战争期间及鸦片战争后等抗俄斗争中,为反击沙俄侵略、保卫东北边疆安全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一定时期为维护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论丁宝桢对巩固西藏边防的贡献

丁宝桢是晚清统治集团和洋务派中重要的爱国者。1877—1886年出任四川总督期间,他高度警惕英俄侵略势力对我国西藏、四川地区的渗透与阴谋活动,提出了加强西藏边防的建议和措施。一西藏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清初至乾隆时期,清政府基本确立了以驻藏大臣为主并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统辖,密切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但鸦片战争以后,随     

杨增新时期新疆与苏(俄)在引渡和经贸问题上的交涉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苏维埃政权确立之初,历史遗留问题和新问题交织,威胁着中国新疆的安全与稳定,其中引渡旧俄领事、难民和败兵问题以及经贸问题成为双方交涉的重点。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积极应对,与中央政府合作,本着和平解决的方针,据理力争,妥善地化解了彼此间在引渡与贸易问题上的争端,并在收回部分主权的同时,也使苏(俄)继续成为一支制衡英国势力的力量。     

海外少数民族华人文化适应研究——以主流文化态度为视角

论文从沙俄时期的接纳与自治、苏联时期的接受与整合、独立国家时期的多元与发展等方面,探讨了东干人在中亚百余年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不同主流文化态度,以及这些主流文化导向对其文化适应产生的影响。认为东干人在中亚一直处于对主流文化的不断适应过程中;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始终相伴而生、共同存在,不过在层次上以及法理上会显示出一定的差别;跨国移民的文化传承一定要以国家主流文化适应为前提。     

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引起多起边界交涉,中英俄帕米尔交涉即其一例。本认为帕米尔交涉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政府在交涉中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僵硬、落后,对英俄的目的认识有误,致使交涉措施失当。尽管帕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扩张的结果,但清政府对帕米尔悬案的形成也难辞其咎。     

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

本文利用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回疆档案文献资料和清代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对库车和沙雅尔两地的赋税征收制度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回疆粮赋征收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主要土地占有形式"原垦地亩"和"官地"二者田赋的征收是"视岁收数目"而非土地面积,显示出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的赋税征收制度的差异。制度规定以籽种的十倍作为实际产量来征收田赋,在此基础上总体上确定某地田赋总额。回疆各城粮赋征收额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粮赋实际征收中出现明显的负担不均衡的现象。     

论二战后期中英美围绕香港战后地位问题的交涉与斗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英国和中国围绕香港的战后地位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美国政府支持战后由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罗斯福总统为此作出许多外交努力。英国拒绝战后将香港主权交还中国。这样,蒋介石将希望完全寄予美国的支持上。但是在战争结束前夕,美国与苏联开始进行冷战,美国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放弃了原来的政策。其结果是英国在战争结束时重新占领香港。     

马继业与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新疆势力的发展

20世纪初,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对新疆的渗透与扩张加剧,这突出表现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上。本主要通过阐述英国驻喀什噶尔首任领事马继业的活动,介绍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及其初步发展,并指出这是英国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给近代新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英关系的发展。     

沙皇俄国与阿古柏政权的关系——兼析沙俄与英国的相关角逐和争夺

为了恢复与发展同新疆地区的贸易,为了与英国争夺在新疆的利益,俄国与阿古柏政权积极发展非法关系。沙俄利用阿古柏政权,通过各种手段,谋取到了在新疆的很多侵略权益。《俄阿条约》的签订表明俄国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的相互勾结、利用达到了高潮。俄国与后期阿古柏政权的关系较为冷却疏远。俄国和英国围绕阿古柏政权也展开了一系列角逐。     

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

近代以来,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清朝政府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边观念,在政治制度上采取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试图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驭能力。本文主要探讨清政府在新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推行一体化政策的历史原因、结局及影响。     

清末片马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

史学界多认为清末片马事件的发生是英国殖民扩张、图谋侵占中国西南边疆领土引起的。本文通过考察已公布的英国外交部档案,认为英政府远征片马的深层原因在于英政府对中国西南边疆改革的不满与仇视,为了抵制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前进政策”,英军对恩梅开江以东,包括片马在内的小江流域地区进行远征,采取具有主权特征的管辖措施,以达到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的目的。这一目标未能完全实现,并且对滇缅北段未定界问题的解决、对英印政府的东北边疆政策产生了影响。     

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及努力

晚清时期,由于领事裁判权有着种种弊害,中外双方均感不便,产生了改进这一条约特权的意向。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和英国均谋划补救之法。英国提出"混合法庭"方案,为清政府所接受,但这一计划归于流产。"滇案"对领事裁判权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观审"制度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混合法庭"的变通;赫德提出新的方案,亦为清政府和不少官员所关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激起了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强烈要求。清政府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采取了改革司法法律制度的实质性行动,但陷入了不易解套的困境。清政府的谋划和努力收效甚微,与日本比较,它存在着种种失误和弱点,它所背负的沉重的传统包袱,限制了它的思路和作为。其局限和教训,对后世无疑是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