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白银流通问题研究

云南矿产资源丰富,各种有色金属遍布全省各地。云南所产的白银早在西汉时期即已闻名全国。在王莽实行币制改革、推行的“宝货制度”中,云南昭通出产的“朱提银”比其他地方出产的白银价值要高50％以上。在三国时期,“朱提银”是云南支持蜀汉政权的重要战略物资。在元明以后,白银大量进入流通领域,并逐步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货币流通格局。元自世祖始即对云南的银矿实施政府管理,在税收方面设银课收取银矿之利。     

元代税课银锭考

近五十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 元代税课银锭,这些税锭的形制都是五十两 的束腰型大锭,锭面铭文有凿刻和戳记两 种,涉及的税课有科差、盐课、矿课、商 税、差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元代 用白银纳税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出土资 料的分散、流失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内文物 考古和钱币界对其认识尚停留在初识阶段, 缺乏全面系统地剖析。本文旨在通过对元代 赋税的背景和税课种类的研究以及对出土的 税锭实物的详细分析,来认识元代白银的货 币职能和白银纳税的方式等问题。 一、元代税课银锭的存世情况及铭文 特征 元代银锭发…     

也说牌坊锭——《牌坊锭新考》读后

牌坊锭是晚清云南的地区性白银货币,因当时云南出产鸦片、茶叶、铜等,使各省白银大量进入云南（其中许多通过票号汇转）,并由云南兼销铺制成当地流通的标准银货——牌坊锭,由于牌坊锭数量多,影响大,制作监督相对规范,所以是中国近代白银货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     

关于唐“东市库”银饼及税银的一些问题

卢兆荫同志撰写的《从考古发掘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一文,对唐代的金银“进奉”弊政的发生、发展及其危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读后很受启发。联想到唐代银锭、银饼中还有一些问题,如“东市库”银饼的性质问题,至今未有人进行探讨;还有属于赋税银如“庸调”银饼、“税口”银饼,“采丁课”银铤、“窟课”银铤、“税商”银铤等,以及唐代是否用银来交纳赋税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可能很不成熟,恳请有识之士予以批评赐教。     

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

本认为蒙元统治“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的偏见比较淡薄,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为获取边疆的赋税与矿产品,蒙元在西南边疆积极开拓与系统经营,并取得明显成效,为明清在西南边疆施行全面统治奠定了基础。但蒙元对全面开发西南边疆以充分利用其资源还缺乏认识,这是蒙元的经营与明清的开发昕不同的。     

清朝康雍乾时期内蒙古地区税法述略

税法,即征收赋税的法律。“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①清朝康雍乾时期,政府为了确保赋税收入,在对内地颁行一系列税法的同时,对地处塞外的内蒙古地区也颁行了一些税法,起征名目繁多的赋税。这在清朝编定的《理藩院则例》、《清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事例》以及一些地方志中均有记载。本文试结合文献中这些零散记载,谈谈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地区实行的税收原则,以及对畜产税、农业税和工商杂税的征收与管理概况。一、因地制宜的税收原则内蒙古地处祖国北部,由东北向西南斜贯,东西跨度直线距…     

南宋"经总制银"银铤考

经总制钱是南宋时期一种无名杂敛,一种特殊的附加税,是南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显现在银两上被称作经总制银。“经总制银”银挺的出土发现,说明在南宋时白银已广泛应用于赋税等领域。研究经总制钱（银）的成因、种类及收缴情况等,     

清朝支配与货币政策——清代前期制钱供给政策的演进

结语译文: 明代中叶,成为纳税手段的白银在中国的需求逐渐扩大,而绢布、生丝等来自中国的产品成为日本、西洋的需求,以此为背景,中国内地流入巨额的日本白银和美洲新大陆白银.因明朝政府的制钱供给较为消极,既存的铜钱日渐贬值,丧失市场信任,市场逐渐以用铜为主转向用银为主.明末,面临财政危机的政府以获得大量铸息为目的而滥铸恶钱,...     

《浮生六记》中“番银”记载及其史料价值

我国自唐代开始,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以后,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但直至清代前期,我国的白银始终是称重货币。由于各地白银成色不一,交易时要按照官府的标准进行折算,而各地的“平”并不一致,再加上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以“火耗”为由勒索百姓,所以到乾隆后期及嘉庆年间外国银币（福建、广东、江苏一带称之为番银、番钱或番饼）以其规格统一、重量固定的优势开始被国人广泛接受。沈复在其《浮生六记》中的相关记载便是印证这段史实的力证之一。     

清代四川专商引岸制度下的盐课归丁

盐课归丁是指将原本征于专商的引课摊入地丁征收,使其成为一项田赋附加税,这是传统政府赋税征收方式的重要转变。四川于雍正年间确立专商引岸制度,但自乾隆中后期至光绪年间,为解决缉私、完课等问题,不断有州县在未报户部备案的情况下推行盐课归丁改革。因此,清代四川的盐课归丁一直是在专商引岸制度的外壳下运行并不断推广的。其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归丁州县的食盐督销考成名存实亡,而且一些归丁州县还通过提高盐课摊征比率的方式取得不受户部控制的盐课余银,甚至与未归丁州县、盐道、商人通同作弊,改代废引,形成复杂的互利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和财政状况。梳理川省盐课归丁的过程,对于理解传统时期盐政、赋税乃至地方行政等制度的实际运作有着重要意义。     

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

清末十余年间,在国内外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下,银钱比价波动具有阶段性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各级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发展演变的过程.地方各级官府在赋税征收中私自采取的种种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地方官府财政税收行为与货币金融市场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恶性互动关系.这种恶性互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则导致清末币制更趋紊乱,吏治更加腐败,国家财政日益困窘,商贸运营严重受阻,民生愈益艰难,从而大大加剧清政府统治的危机.     

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

元初数十年间 ,云南通四川、湖广的驿路经历了较大的变迁 ,最先发展的是由北境入川的建都道 ,继之开通的是从东北境入川的乌蒙道 ,再后新辟了出东境通湖广的普安道。三道并行 ,改变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 ,有利于云南与中央政权及内地一些省区的联系和交往 ,并对明清云南与内地间的交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云南地方的古代历史记载与史学

汉晋至元代是云南古代地方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其中汉晋时期是云南史学的萌起时期 ,开始出现了专门记载云南地方历史的、带有方志特点的史著 ;南诏大理国时期 (即唐宋时期 )为云南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地方志史书的编撰趋于成熟 ,史籍体例日趋丰富 ,信史特征更加明显。元代为云南古代早期史学的成熟期 ,云南地方史学的编撰直追中原内地的发展水平。而且云南古代史学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云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     

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政府的财政政策

美国内战期间,南部邦联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筹措资金。为达到此目的,南部邦联政府采取了征税和发行国库券与债券等措施。由于通过征税获得的财政收入微乎其微,南部邦联政府的财政资金便主要依靠发行国库券和债券。此举固然使得南部邦联政府短期获得一部分可支配资金,但由于南部邦联没有坚实雄厚的财政基础,又得不到外来有力的资金援助和支持,因此南部邦联财政政策并未实现既定目标,反而引发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加剧了南部邦联的民心涣散,最终加速了南部邦联的失败。     

明清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略论

明清时代的苏州,交纳赋税最多,负担最重,是全国最为突出的赋税钱粮重地;丝绸、棉布及加工业和书籍刻印等大宗商品生产极为发达,木器制造加工业独步全国,玉器雕琢、绣作、裱褙作、漆作、乐器、铜铁金银器加工业等极其精巧,是举世闻名的商品生产加工中心;大规模输出当地大宗商品,输入各种原材料,转输全国物资并平衡整合市场,是全国物资的流通转输中心;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布设密集,银钱流通量巨大,较早行用洋银,金融结算手段较为先进,吸纳周围城镇的资本,货币周转获利较快,是高度发达的银钱金融中心。从当时苏州的经济总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看,其中心都市的地位远在另一工商城市杭州之上。     

七百年滇黔驿道考

黔驿道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八年,非庄蹯、奢香所建。该驿道开通以后即成为中央王朝内陆边防的生命线。贵州建省的主要目的是保此一线以通云南。     

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

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现代税收制度,随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为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率的转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营业税税率设计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模式。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及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营业税纳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是税率因素与非税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营业税在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同时,也给工商业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     

A Study of Suzhou as the Economic Center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the biggest tax payer in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uzhou was the most prominent center to provide tax, money and grain for the country. It was known for its commodity production of silk, cotton, and printed materials. Suzhou’s wood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ing industry were also unrivaled. Meanwhile, Suzhou was famous for jade carvings, embroidery, mounting, lacquer,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other processing industries of copper, iron, gold, silver, etc. As a world-famous center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Suzhou exported the local commodities and imported various kinds of raw materials. Suzhou was also a transportation center in China, transporting goods and material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balancing the marke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banks and exchange shops were established in Suzhou as well, where 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and copper coins was voluminous and the use of foreign silver coins started early. With advanced financial settlement methods, Suzhou absorbed the capital from towns and cities nearby, profited from high cash turnover, and became a highly developed financial center. As far as the economic aggregate,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were concerned, Suzhou was a far more advanced urban center than Hangzhou which was another industrial and financial city.     

上海金融业与金圆券政策的推行

1948年的金圆券政策及其推行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包含着复杂的关系,其掠夺性、不合理性的显现有一个过程,上海金融业对金圆券政策态度从遵行、异议、批评到反对也有转变的过程。以往对金圆券政策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国民党政权及其国家行局为主体,以其相关决策及实施为主线,其研究比较简略和狭窄;其实,选择上海私营金融业为考察主体,以当时私营行庄公司如何应对实施金圆券政策的各主要方面为研究主线,着重从私营金融业的基本态度、金银与外汇资产、利率、资本升值和现金增资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金圆券问题本身以及对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研究。     

福建唐代陈元通夫妇墓出土银质文物的微观结构分析

为了解陈元通夫妇墓出土银质文物的破损状况,更好地对文物进行处理.利用金相、XRD、SEM-EDS、显微硬度分析等,对其进行了微观形貌分析.确定了腐蚀产物,观察到几种不同的腐蚀形貌,揭示了银质文物易脆裂的内因.提出保护处理文物时,对银制品的脆性问题要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