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城鼓座铭文初探

一九八○年九月,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一件青铜鼓座,器壁的上口外沿和下口外沿铸有铭文,约一百五十余字。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个有铭鼓座。在安徽出土的青铜器中,从铭文字数来说,仅次于一九五九年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由于铭文锈蚀过甚,很难通读。但从约略可辨的字句中,尚可得到一些与此器有关的人、地、时、事等信息,不失为研究徐、楚文化的一项宝贵资料。本文拟对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夜走运河堤

以前从高邮到邵伯的这段公路，是利用运河堤修筑而成。公路下面的大运河，虽不能用“九曲十八弯”来形容，但弯子确实够多的。既然是依堤筑路，河有多少弯，路也就有多少弯。而且由于受堤身宽度的制约，路面也相当狭窄。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这段道路一直是苏北的宝应、高邮、兴化、盐城等市县去南京的重要通道。     

舒城古建筑白蚁危害调查与防治措施探讨

舒城,位于安徽中部、江淮之间,东濒巢湖之滨,西靠大别山之麓,南接安庆之地,北极合肥市郊。舒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合人类生存发展。周朝为群舒国,汉初始建龙舒县,唐代开元年间置舒城县,沿用至今。因此,在舒城的大地上散布着许多历史文化遗存。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点总计有二百余处,其中古建筑占有较大比重。     

李公麟在舒城之遗迹考

的北宋中叶,出现一位名垂史册,光焰璀璨的大画家,论者称他是“吴道子后一人而已”,此人就是李公麟。李公麟(1049——1106年),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宋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及第,官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朝奉郎等职,元符三年因病辞官,养老建居于舒城之龙眠山北坡,崇宁五年卒。李公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画家之一,以现实主义精神     

舒城九里墩墓年代与国别考

舒城九里墩墓中出土有一批战国早期青铜器物,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45年之后。墓中所出的青铜礼器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征,墓主人应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今舒城可能为其封地;墓中虽亦出蔡、钟离二国器物,但此二国距舒城甚远、时代亦不符,可能为楚灭蔡、钟离二国后所得战利品。     

论东周秦汉时代的乡官

乡官在东周秦汉社会是官系统中的最底层吏员,甚至不属于朝廷的正式命官,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乡官却是广大农村的最高长官,担负着直接治民的重大职责,在监督考核制度相对疏陋之时,行政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乡官又往往与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紧密粘合,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威望和权势．在乡里社会一言九鼎。因此,乡官的选任及其行政直接关系到地方的治乱和王朝的安危,对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生进：温步在大泉河堤

敦煌,一个曾经繁华的边陲要塞。敦煌,一个繁华依旧的西部城市。敦煌,因为千佛洞的壁画独立风行,风格迥异,举世无双,以它独有的壁画形式傲立在人类文明世界的艺术之林,而成为圣地。斜阳洒金三危山．佛光普照九层楼。漫步在大泉河堤,钻天的白杨见证了莫高窟的沧桑,裸露的河床见证了千佛洞的流沙岁月。一时间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张生进:漫步在大泉河堤

敦煌,一个曾经繁华的边陲要塞.敦煌,一个繁华依旧的西部城市.敦煌,因为千佛洞的壁画独立风行,风格迥异,举世无双,以它独有的壁画形式傲立在人类文明世界的艺术之林,而成为圣地.斜阳洒金三危山,佛光普照九层楼.漫步在大泉河堤,钻天的白杨见证了莫高窟的沧桑,裸露的河床见证了千佛洞的流沙岁月.一时间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康乾二帝关注的宿迁河堤生物工程

宿迁地处淮河和沂沭泗诸河下游,历史上因水患县城多次迁移,宿迁之名由此而来。对宿迁的水患频仍,历史上许多开明帝王极为关注,其中尤以康熙、乾隆为甚。他们多次南巡经过宿迁,规划宿迁水利工程。康熙二十三年（1684）,     

舒城三[九田]井出土王莽钱

龙舒故地舒城县,战旧属楚,秦属九江郡。汉高祖四年（前203年）置舒县,次年设龙舒县,属庐江郡。东汉改龙舒侯国。后复置龙舒县,即是今天的舒城县。从此,舒城便与汉代有着至深的历史渊源。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封其侄刘信为羹颉侯,食邑于舒。刘信曾在七门岭下开凿七门堰,为民谋利。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民不聊生。     

读者来信:《〈河堤简〉校读》的一处说明

《考古》2005年第11期刊登彭浩先生的《〈河堤简〉校读》一文,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中的24枚河堤简(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86～94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重新释读,解说了若干古算术语及计算方法,并据地名推断了其年代和性质,指出河堤简大约是西汉早期南郡汇集各县把河堤开为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时代,发掘报告认为与寿县蔡侯墓相当,若从鼎、簠、敦诸器的细部特征来看,似乎较蔡侯墓略早一些,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墓内残存的部分青铜礼器,具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和特征,说明墓主人与楚国和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墓主的身份,发掘报告认为属于侯王一类的贵族阶层,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位君主,可备一说。从其墓葬形制、规模、部分随葬器物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亦不能排除为吴国高级贵族的可能性。     

河堤谒者与汉代黄河国家治理体制的构建

汉代针对河患设立河堤谒者,开创了国家对黄河的切实有效管理。我国水利职官的设置由来已久,河堤谒者的出现表明水政管理的专门化和具体化。文章通过分析河堤谒者的组织构成、职能分工、机构运转、功能成效,可见黄河国家治理体制已开始建立,反映了汉代水官体系的调整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协调能力和治河效能,并对王景治河后黄河“八百年安流”局面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也对后世河政产生深远影响。     

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

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张金光秦的乡官制度承前启后,并且具有开创性,其组织系统严密,权力与地位隆重,不同于后世。秦设立乡官,重视乡治,所取得的统治效果十分突出。乡官是秦基层政权组织。广义的乡官包括乡、亭、里、伍等。严格说来,只有乡、里才具有基层政权...     

西汉东海郡各县、邑、侯国及乡官的设置

西汉东海郡各县、邑、侯国及乡官的设置吴大林尹必兰Ｏｎｔｈｅｂａｍｂｏｏｓｌｉｐｓ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ｏｍｂｓ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ｔＹｉｎｗａｎ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ｎａｍｅｓｏｆｏｆｉｃｅｓ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ｏｆｉｃｉａｌ...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非钟离公鱼墓考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残存的大部分遗存呈现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战国早期的时代特征,应是战国早期楚国贵族墓葬,而不可能是钟离公鱼的墓葬,更不可能是群舒墓、蔡墓或吴墓。这一看法与楚、群舒、蔡、杞、钟离诸国族的历史变迁也是一致的。     

古黄河堤防分段管理维修的界标实物——汲县古河堤蜂堠碑

在黄河博物馆内,现藏有一块汲县河堤烽堠碑,它是迄今为止仅见的古黄河堤防分段管理维修的一件界标实物. 1987年,河南汲县(今卫辉市)柳卫村村民候光安在村东黄河故堤上取土,挖掘出一块陶制的河堤分界碑.碑高52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通体青色,上圆下方.碑的正面阴刻三行文字,竖行楷书.中间一行字形较大,刻"汲县河堤下界埄堠"8字;两边行字形略小,右边行刻"西至上界永"5字,左边行刻"福村八十里".(图一)碑的背面一侧有刻印花纹,中间竖向排列六组对顶三角形刻纹,两边各竖排六组"川"字形刻纹.该界碑出土后曾一度为汲县水利局刘仰洲老先生收藏,1996年11月刘仰洲先生将其捐赠给黄委会黄河博物馆,至今仍珍藏在黄河博物馆内.     

一场盛会与一座城市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有属于自己的主题。这个主题可以是音乐、可以是美术、可以是建筑,可以是园艺、可以是民俗,只要它们能在城市意识中激起涟漪,只要它们能存身于城市的集体记忆之中。所以,世人会因为天安门记住北京,会因为四季如春记住昆明,会因为世博会记住上海,也会因为一场体育盛会而记住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