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得与失”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会永远是一帆风顺,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则波涛汹涌。那么,相伴随而来的,便是“得”与“失”的不断涌现。一般而言,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的“得”越多越好,而“失”越少越好。无论是事业、健康、爱情、亲情、友情等等,人们都尽可能的希望一切都如意,一切都顺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是很难做到。在某一方面得到,在另一方面可能是失去。这其实也是遵守了一定的辩证关系。就像是人无完人,总会有某方面的缺陷。这似乎也是上天的一种刻意安排,如     

从"北伐论"到"北学论"——试论李氏朝鲜对清朝态度的转变

清崇德元年(1636),“丙子之役”李朝由明朝的藩属国正式变为清朝的藩属国。这一转变形式上看似简单,但就李朝的思想观念而言,却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痛苦磨合过程。其过程具体表现为从“反清复明”的“北伐论”到“力学中国”的“北学论”的转变。本文对李朝这一转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论迹”与“论心”

旧时有这样一副颇为著名的对联：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 这副对联富于哲理,且十分通情达理。其中将“淫”视为万恶之首,“孝”为百善之先,并分别以“论迹”和“论心”考察之,于今仍有现实意义。     

青年森鸥外与庄子的"性命"论

青年时代的森鸥外主张“余等自然学者,求人类之进步与知识的开拓”。他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为基点来理解《庄子》的“性命”论,并在与他人的论争中引用《庄子》的学说为自己的主张立论。鸥外以为,依照庄子的学说,今天的学者们应该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而非单纯地守“性命”或养“性命”。鸥外还列举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概念为佐证,将其与自己对《庄子》“性命”论的理解融合为一,以此来探求“自然”与“知性”的关系。     

江泽民侨务思想探析

江泽民对我国新时期的侨务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吸引侨资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华裔科学家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宝贵资源;华侨华人是我国对外交往的桥梁,是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江泽民侨务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自身的特点。     

从“道论”与“理念论”的异同看近现代中西方哲学文化的分殊与融通

两个理论比较必须具备的前提是二者具有可比性。“理念论”①与“道论”③的可比性至少有三个方面：1．二者出现的历史时段和学术氛围基本相同。“理念论”的提出者柏拉图的创作旺盛时期大致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正值雅典民主制,在意识形态上有宽松的学术环境;“道论”作者老子的生卒年虽至今仍有分歧,但经多方考证,现在学界一般公认《道德经》成书于战国初期,即公元前400年前后,其时“百家争鸣”已拉开序幕,学术气氛空前活跃。     

我国艺术学科体系的构建

中国艺术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中国艺术史上,不同门类的中国艺术还包括文人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等不同方面和不同类别。第四,中国艺术成就辉煌,出现了无数的优秀艺术家和优秀艺术作品。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到艺术学的高度加以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蒋介石的思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甚巨。作者从透视蒋介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蒋介石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与其推崇儒家文化的现实动机。     

“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解读

文章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国内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解读,体现出其“文化一元”论在国内族群文化观和国际文明观上的统一。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源于美国族群理论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优秀”论,在美国国内,他主张用以盎格鲁一撒克逊族群文化为代表的“美国核心文化”同化其他移民族群的文化;在国际上,他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难以调和性,并在理论上将其“美国核心文化”论演绎为“西方核心文化”论,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确定了根据文明差异划分敌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