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年数释疑

梁玉绳《史记志疑》谓:“按厉王在位之年,汉初已无可考,故史公作表断自共和。而据《本纪》所书是三十七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后人皆从之。其实此纪载芮良夫谏用荣夷公与召公谏王监谤二事,俱《国语》文,《国语》无年,但云监谤之后三年王流于彘而已。史公以良夫之谏系于三十年,以召公之谏系于三十四年,未知何据。《竹书》谓厉王十二年奔彘,二十六年陟,而以命荣夷公为元年事,监滂为八年事。《外纪》又谓厉王在位四十年。恐俱难信。”     

破解千古疑案 填补历史空白

对于历史学而言,年代学的重要性犹如人体的骨骼,没有它就难以挺立。司马迁作《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了将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的事件进行排列、归纳、比较,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年代学标尺。但是,秦火之后,作为全国年代体系轴心的周王室纪年已经残缺,共和以前10位周王仅厉王、穆王有纪年,其余均付阙如。他试图用列国的“谱牒”来加以弥补,但彼此歧异,莫衷一是,所以只得将古史纪年断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我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然而确切的纪年不足三千年,成为世界古文明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西周几位君主在位年代补正

读《史记》,发现周武王、周厉王、鲁伯禽、鲁厉公、鲁献公的在位年代有问题,现予以补正。一、周厉王在位12年,非16、30、37、40年。《史记·周本纪》：“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又“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奉。．由此推知,司马迁认为周厉王在位37年奔泰故周厉王在位的年代应是前878－842年。这个前878年正好是周绍王18年。这样就把周孝王、周夷王给删掉了,还要占去周绍王在位的后8年,显然是不正确的。证据之一,《史记·齐世家卜“哀公时,纪侯语之周,周烹哀公…     

共和行政,有周召共和与共伯和干王位两种说法,那一种是实际情况?——河大史地专修科提

西周末年,共和行政,是人民反抗封建最高领主,争取政权,翻天覆地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史记,以共和纪年,并且共和元年,就是这部书上纪年的开始,应当是有根据也很有意义的。可是他在周本纪内写道: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国人围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写得轻淡,彷佛人民虽然逐厉王,杀太子,对周召二公还是很有信仰。我想司马氏所依据,     

西周金文所见夷厉二王在位年数及相关问题

西周夷厉二王在位年数 ,典籍记载简略且互有歧异 ,当代学者依据相关的金文材料对该二王年数进行了重新考定 ,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各家又因其对相关铜器年代认识差异而导致对王年的种种不同看法。本文讨论了考定铜器年代的方法及相关铜器的年代。以此为主要依据 ,并结合文献记载的情况 ,推论夷厉二王的在位年数 ,认为夷王在位至少有 3 3年 ;厉王奔彘应在十七年至二十六年之间     

西周王陵位置初探

陕西是周民族的发祥地,由周人建立的西周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克商立国至公元前771年山王被大戎攻杀亡国,共传11世12王(另有共和行政14年),历时200多年之久,长期定都于丰、镐两京.除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厉王因“国人暴动”而死于彘(今山西境内)外,其余诸王葬地在古代文献中虽有诸多记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个千古之谜.那么,西周王陵就无处可觅了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近年来,陕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已不仅仅局限于过去那种纸上谈兵式的文献考证,而是采用了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古勘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积极的探寻,力求早日解开西周王陵之谜.     

从清华简《系年》看“共和”与“共和行政”

被司马迁称之为“共和元年”的前841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事件.对于“国人暴动”爆发后的西周王朝政局,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极为简略地将其记述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时期长达十四年之久,史称这段时期的政局为“共和行政”.学界对于“共和”及“共和行政”的原义聚讼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运用多重证据和社会背景分析的方法,将汉代以前的传世文献与清华简、金文等新出资料相结合,认为“共和”是共伯和的简称,得出了“共和行政”实为共伯和名义上摄行王政但由周、召二公实际执政掌权的结论.     

释共和 共伯[和]可以休矣

I.1.“《汉书》学”对“《史记》学”之挑战——共和释名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史纪·周本纪》暨《世表》、《年表》、诸《世家》、《秦纪》有“共和“,班固《汉书·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共伯[和]”与“共和”之正面对抗,是二千余年来未决的史学大公案,下面呈几条基本材料: I. 1. A. 《国语·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厉王子]宣王在郡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     

有关吴国国君在位年代问题

春秋后期,处于长江下游的吴国,曾赫赫一时,然史籍记载其国君错乱乖误之处颇多,今就在位年代,缕述如下,以供参考.一、余祭和余眛的在位年代.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吴王余祭(一作“戴吴”、“句余”)自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至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在位17年;吴王余眛(一作“余昧”、“夷末”、“夷眛”)自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至鲁昭公十五年(前527年)在位4年,《中国历史纪年》即以此为依据编辑该二国君纪年,其后《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历史纪年表》均因袭之.《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部分)于公元前531年条下书作“吴王余祭死,在位17年”,注中说:“《春秋》谓余祭于公元前544年被阍所杀.此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又于公元前     

亦谈晋侯稣编钟铭文中的历法关系及所属时代

晋侯稣编钟铭文对研究西周历法及月相词语的含义和所指时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研究认为,西周金文月相词语所表示的时间是定点的,各表示太阴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晋侯稣编钟铭文中的历法关系表现为月分大小,干支相连续;晋侯稣编钟属于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器。     

从历法的角度看逑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速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14=51年。速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多学科视野下的西周国家礼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研究

<正>中国传统史学家讨论西周社会的变动多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为中心,以国人暴动、厉王奔彘为界论及西周社会的变化(参晁福林《“共和行政”与西周后期社会观念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多位学者罗森、曹玮、罗泰相继注意到西周中期铜器上的变化,在讨论礼制变化之余提出“恭王礼制改革”等新说(出处详见后文)。当然,礼制变革不是西周社会转型的一切原因,但是西周国家作为由知识精英所建立的国家,     

关于年号和宋徽宗五改年号之由来

所谓年号，指我国封建时代，帝王为纪其在位之年所立的名号；是其当政的时代标志，同时也记载着一代代王朝历史的千年沧桑。赵翼《陔余丛考》云：“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庭，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又按语云：“周厉王出居于彘，公卿相与和而修政，号日共和，似此为年号之始。”其事按公历纪年在公元前841年，实是中国历史纪年之开端。然而，更确切地说，帝王正式纪年，     

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商、周、春秋历史的研究

1998年 ,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0周年 ,中国开展了多项国家级的研究项目 ,与商、周、春秋历史有关的当首推“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项工程 ,其目的在于确定共和元年 (公元前 841 )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 1 999年又值甲骨文发现 1 0 0周年 ,因此 ,与之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纪念活动等也频频地在各地举行。另外 ,近几年来 ,在编年上早于殷墟城址的调查发掘工作也十分引人注目。又据称 ,2 0 0 0年年初 ,在殷墟的东北发掘了商代规模最大的城郭遗址 ,其全部情况目前虽然还无法知晓 ,但这无疑是一条非常值得注目的新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洛阳

2000年11月9日,“九五”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一夏商周年表》公布。它的问世,将我国有纪年的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向上延伸到了公元前2070年,上推1200余年,从而使夏商周三代有了较为准确的纪年,其意义不言自喻。     

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

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晋侯苏编钟问世以后 ,铭文的历法问题引起中国及海外学术界的兴趣。本文提出两种新的观点 :( 1)铭文所载“三十三年”年代必指宣王在位年 ,即公元前 795年 ,可是所载四个月份、月象和干支具备的历法记载却与此年不合 ,而合乎次年公元前 794年。本文提出两个解释以说明这一点。 ( 2 )“晋侯苏”即晋献侯无疑 ,可是《史记·晋世家》以其在位年为公元前 82 2—公元前 812年 ,与公元前 795或公元前 794年不合。因为在《史记》所载晋侯的世系里 ,献侯的儿子为穆侯、穆侯的孙子为昭侯 ,与周礼昭穆制度相矛盾 ,所以本文推测献侯和穆侯的世系被颠倒 ,献侯实际在位年是宣王三十三年到四十三年 (公元前 795—公元前 785年 )。如此不仅与晋侯苏编钟铭文所载历法记载全合 ,并且也可以说明一系列中国古代年代上的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示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从未中断,这是世界文明古国中的孤例。关于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学术界曾有商代说、夏代说、黄帝时代说。研究中华文明源头必须从夏商周三代向上推演,但是夏商周三代的确切年代,过去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８４１年。再往前的历史纪年,史书记载多有歧异,后代学者认识很不一致,因此,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高瞻远瞩的伟大工程,它是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这个项目的具体目标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８４１年）以前各王,提出准确…     

西周厉王在位之年的原始凭证——再释晋侯苏钟历日

我国的历史纪年,自西周共和以来已有定论,而共和以前尚没有一个能够确定具体年份的王年。《晋侯苏钟》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一至六月份的日干支,为确定西周厉王在位之年的具体年份,提供了原始凭证。现说如下,希方家正之。     

西周纪年再探析

《汉书·律历志》说：“《春秋》、《殷历》,皆以鲁纪①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引文的意思是说,（春秋）、（殷历）皆以鲁君纪年的原因,就是周纪年已经亡失f。周纪年亡于何年？前256年周赧王（五十九年）为秦所灭,前249年东周小国又为案所灭。至此周亡。包括周纪年在内的周王朝的历史档案皆为秦火所焚。由此可以知,（春秋）、（殷历）、（左传）等史籍的撰写年代都应在秦赢楚之后,传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说不实,因为孔子“述而不作。”周纪年为秦火所焚。司马迁寻找同纪年只推到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