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黄帝子孙"称谓的错位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出于排满反清的需要,将原本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成员的“黄帝子孙“这一称谓,改变成汉族人的同义语,造成了“黄帝子孙“称谓的严重错位.这种错位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但却不利于反帝反封建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汉代"解祠"黄帝的仪式与"枭羹"习俗的形成

《史记》《汉书》有关汉武帝时期"解祠"黄帝的记载重点在于呈现祭祀黄帝的方式和过程,即以破裂枭体的方式祭祀黄帝;"解祠"黄帝之"破镜"应是分解、破裂牲体的委婉表达.西汉方士的这一主张,拥有深厚的民间信仰和经典文献根据,他们主张使用"恶逆之物"祭祀黄帝,并非出于"虚诞",其背后存在着自古相传祭祀习俗的支撑.西汉社会对枭性的言说以及桓谭、许慎、高诱、应劭的书写可以证明:与解裂枭体相关的"枭羹"习俗盛行于东汉时期,这一习俗无论在方式和意义上均是西汉时期"解祠"黄帝仪式的延伸和遗留.从祭祀习俗至"解祠"黄帝,再到"枭羹"习俗的盛行,展现出民间习俗、祭祀仪式与文本书写之间的复杂衍生过程.     

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文明时代从何时开始？什么时候出现统一的国家？夏代以前的社会怎么称号？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复杂,一时难以统一。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新的考古发现看,已经为我们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大批资料,我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时代应该从黄帝开始,这个时代应该叫“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 是中国古史中的一时代,《史记》、《竹书纪年》、《世本》、《大戴礼》中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帝王世纪》中的五帝是：少昊、颛…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

车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与西亚等地相比,从"黄帝造车"等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来看,我国车出现的时间与西亚相比相差不远.中国早期车的遗存都出现在远离西北和北部边陲的中原地区.由此可见中国的车并非传自域外.商人是善于迁徙和经商的部族,车是其代步致远的重要工具,这正与文献记载相吻合.豫东平原一望无垠,适宜放牧牛马和驾车,是传说中先商活动的主要地区,在那里发现有不少史前文化的遗迹.因此有理由推断:牛车、马车应是在中国本土起源的,商族应是我国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的部族.     

炎帝传说考述——兼论姜炎文化的源流

一人们常说汉族或中华民族均为“炎黄子孙”并自豪,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需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发达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古国的象征性代表性远祖;他们既是远古的传说人物,同时也是人类所有共同体社会心态的普遍反映。从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开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较详的描写了黄帝的史迹,虽然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但他基本上肯定了作为华夏共同体远祖之一——黄帝,     

全国首届涿鹿黄帝、炎帝、蚩尤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全国首届涿鹿黄帝、炎帝、蚩尤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宋镇豪为了弘扬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入探讨黄帝、炎帝、蚩尤二祖文化的历史蕴涵,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并保护、开发、利用涿鹿三机文化资源,由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政府、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     

“结构种魂”:曾鲲化《中国历史》研究

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是20世纪初实践新史学方案之一,不论体例、内容还是插图,皆大量取材于日本明治时期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贯彻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宗旨,在编史架构、新词入史、图像入史等方面深刻影响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基本取径,在同类文本中尤具示范意义。曾鲲化是近代中国最早在历史叙事中编织黄帝东迁故事和绘制黄帝肖像者,对20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具有先驱作用。曾书的时代性很强,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的脉动,不仅是一部史学作品,也可视为政治教育读本,然而它本身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知,只是共享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最终摆脱不了时尚者易过时的尴尬处境。     

《庄子》所载黄帝史迹述论简

先秦时期诸家言古多称三皇五帝,在百家著作中多有关于黄帝的历史记忆。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世本》《大戴礼记》中的黄帝史迹,对《庄子》之中保存的黄帝史迹关照不足。本文拟从梳理《庄子》之中黄帝的史迹,以期有助于恢复先秦时期黄帝文化之原貌。     

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许顺湛我发表过一篇《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短文（《中州学刊》１９９２年１期）,论述了黄帝时代的概念,与考古学文化结合,黄帝时代应包括仰韶中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早期文化等。文中还着重论述了黄帝时代的创造...     

跨越疑古思潮 重建黄帝世系

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认为黄帝世系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代史”,是战国秦汉间的人所伪造。并认为大禹以前纯为神话时代,毫无历史可言。在此观点影响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华夏形成多元论,成为当今史学界压倒的观点。本文批驳了古史辨派的观点,认为夏、商、周同祖同源的中国古史黄帝世系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