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永乐元年奉使暹罗国事考辨

自从1905年粱启超先生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伫一文后,百年来中外学术界对郑和事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有些重大问题尚待廓清。关于郑和永乐元年（1403）是否奉使暹罗国的问题,学术界争论较大。见仁见智,至今莫衷一是。此事关系重大。本文欲再考辨之,以就教于方家。林松《试论郑和出使暹罗及明皇朝与遏罗国的友好往来》和潘群《试论郑和使日问题初探》州等文,根据《敕封天后志》、《海底簿》与《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等史料的记载,认为郑和被任命为正使太监统率庞大船队下西洋之前,在永乐元年就曾经奉命出使过遇罗国。台湾徐玉虎《郑和永乐元年奉使遏罗国之商榷）删一文不同意此说,认为其所据史料均非第一手史料或官修正史,存在着误记的可能,难以令人信服。徐先生还提出两条反证理由：其一,根据云南《郑和家谱》记载,郑和赐姓与任内官监太监均在永乐二年（1404）正月初一。永乐元年郑和尚未姓郑;其二。《明实录》、《明史》等官修正史,均未记载郑和永乐元年奉使暹罗国事。这两条反证理由看似有理有据,又牵涉出郑和赐姓与任内官监太监等重大问题,事实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试论历史上的小云南与小云南人

多年来常听到一些老年人讲他们家是小云南人土,即祖籍是小云南,但是问起他们小云南在什么地方,他们的祖先又是怎么到东北来的,他们且有的回答小云南在山东,他们的祖先是清朝初年响应招垦条例到东北来的;有的说小云南在云南,他们的祖先是清朝初年拨民拨到东北来的,其说不一,莫衷一事,再加上史书上又缺乏记载,因此迄今仍无定论。那么历史上的小云南究竟在何处,小云南人又是怎么到东北来的呢？通过查阅的史料来看此问题大致有三种说法,现在试论如下：第一种说法认为小云南在山东,小云南人是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响应朝廷《把民开垦…     

《史记》引书异文释例

引书异文,是指某一古书因引用原书所保存下来的而又与原书有异的书面语言材料。众所周知,司马迁在创作《史记》这部历史巨著时,曾引用过大量的先秦历史文献,如《尚书》、《周易》、《诗经》、《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引用这些历史文献,尤其是象《尚书》这样诘诎聱牙的上古文献,既要忠实于历史原貌,又要能让当时及后人庶几可读。这就需要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作某些改动,以消除时代所造成的语言隔阂,于是就形成了《尚书》引书异文。 清人王引之说:“汉人用经,改变者多矣。”（《经义述闻》卷七）似乎是汉人积习,其实乃时代使然。黄季刚先生说:“时代有浇淳,则文字有深浅。汉之于周楚,犹唐宋之于汉魏也。故凡后之引古者多改今语,以便通晓。”（《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史记》引书异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反映了这种时代变化对语言的影响,为我们研究汉代语言以及上古和汉代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史记》引用《尚书》等上古经典,从孔安国,采用古文经,自成一家,与今文说和马融、郑玄的古文说鼎立而三。因此,《史记》引书异文对于此三家的比较研究以及上古经典版本源流异同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证作用。     

读者珍语

读者珍语在单括（＜＞）书名号上试求小疵在《新文化史料》１９９５年第８期“读者珍语”栏内,刊载一则“珍语”：《十五贯》有关文稿是很重要的史料。但在谈及当年北京报刊“发表社论《全城争说十五贯》之句时,我发现其中有关在双括（《　》）书名号中使用与否单括（〈...     

《资治通鉴》梁纪纠误举例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公认的史学典范著作,因其史料搜罗详尽、史实考证细致、错误较少而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然而《资治通鉴》毕竟受到各种条件所限,所记史事不可能尽善尽美,存在一些错误并不奇怪。本文将现存的其他典籍,如《梁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等记载,与《资治通鉴》梁纪部分进行比对,发现一些错误。归纳起来可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时间记载失误,二是求简删省而导致错误,三是摘编史料发生失误,四是在删并史料时出现失误。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企盼学者在引用《资治通鉴》史料时,有必要加以仔细比对,从而确保所引史料的准确性,防止以讹传讹。     

也说志书的政治质量

今年第一期《广东史志视窗》刊登了《试论志书的政治质量》一文（以下简称《试论》）。阅读之后．对文中一些观点有同感,但对有的观点及析例则未能苟同。我以为,这些观点还未能摆脱旧的思维模式的阴影,还以为,这种认识恐怕不是个别人的理念,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如不加以澄清,势必影响志书的政治质量。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若干史实辨证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若干史实辨证张志明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是,书中有不少观点也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特别是该书在史料运用方面存...     

阴山山脉与“前秦伐代”

<正>代国是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方割据政权,公元376年被前秦苻坚所灭。关于代国战败以后代王什翼鞬的结局,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代国灭亡之后代王被其子寔君所弑,这样的观点主要参照《魏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史籍,称为"被弑说";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代国灭亡之后代王被苻洛俘虏后带到长安,这样的观点主要依据《晋书》、《宋书》、《南齐书》等文献,称为"被俘说"。本文针对代国战败以后的代王结局,一边参照相关史料,一     

《河洛记》辑考

唐初名将刘仁轨所撰的《河洛记》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记述隋末唐初时期史事重要的原始史料来源。《资治通鉴考异》中引用《河洛记》共达32处,其中《通鉴》记述从之者有18处,其余14处大部分也是引而不论,由此可以看出《河洛记》这部古籍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这部书今天已经亡佚了,我们只能通过《考异》和其它一些书籍的引用窥见其中的一些残文片断。对《河洛记》这部古籍进行详细地考证,并用其与正史所记载的史实进行比对,对于我们了解《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以及补正史之阙和纠正正史中的谬误,都是很有帮助的。本文笔者通过流传与佚失、内容与价值等方面对《河洛记》详考,并附《河洛记》的残文辑录。     

《南宋馆阁录》及其《续录》

在现存宋人所编各种专门性史料工具书当中,《南宋馆阁录》及其续编《南宋馆阁续录》一书是较为系统的一种。此书原名《中兴馆阁录》及《中兴馆阁续录》,清修《四库全书》由《永乐大典》辑出时改易今名,较为醒目,故今人多称“南宋”而不称“中兴”。书中的史料,对于研究宋代史官制度与历史文献,以及考求宋朝典故与宋人生平,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但迄今为止,由于版本及流传等方面的原因,本书往往不为治宋史者所重视,因而其中的史料尚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利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本书源流及其史料价值作一简略的叙述和初步的探讨。     

关于郢爰一则史料辨误

据史书记载,郢爰遗物最早发现于东晋时期。最先引用这则史料的是已故著名钱币学家朱活先生。他在《楚金杂谭》(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和《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中,引《初学记&;#183;宝器部》所录《晋永和起居注》的记载：“庐江太守路永表言于谷城北,见水岸边紫赤光。获金一枚,形如印齿”^①。     

鲁迅是左倾而不是极左——与《盟主鲁迅也是左的》商榷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刊登了毕克官遗稿《盟主鲁迅也是左的》（以下简称“毕文”）,把鲁迅定位为极左。同一个鲁迅,在毕克官眼里是极左,在我眼里是左倾。鲁迅左倾,可以说是关心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尽人皆知的事。左倾不等于极左。说鲁迅极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     

《明史》传记地理记载笺正

张廷玉等监修的《明史》,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被当作了解和研究史实的重要依据。但因书成众手,其中疏漏舛误似亦难免。兹就《明史》传记中地理记载之失误作出考证,其误类型有发生地点记载错误,由音近、形似等造成的地名书写错误,地名记载于时不符等三种。通过追源溯流,其误形成的具体原因有选择错误史料,误读史料,承袭前稿失误,最后定稿时修改致误等,而归根结底是由纂修者引用原始资料时不审或撰写粗心所致。     

《史记》与云南民族史研究

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古往今来,它与内地的联系均有迹可寻。但把云南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和记录,却是始于西汉的司马迁及其《史记》。《史记》是古今史家研究云南历史所依赖的最早的文献资料。本文旨在概括司马迁所研究记录的云南民族的有关内容及其影响,说明《史记》在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的地位。一云南居住有二十五个已识别确定的民族,是我国居住民族最多的一省。云南各族,不论在历史上或是在今天,虽然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完全平衡,但各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都与内地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时期的云南,研究者主要依靠有关的考古资料结合口碑史料来认识了解。至于研究云南所能利用的文献,如果说那些颇有     

茶的风格

拙作《中国饮食文化史》把茶的风格定位为“清”,书出版后,总有些不安。用“清”字能概括中国人饮茶的追求吗?有的对茶有兴趣的朋友也向我这样问过。20年前,我在《文学遗产》工作时,编辑部中的几位同仁都爱喝茶,但喜好品类却大有差别。有位从甘肃平凉落实政策回所(《文学遗产》是社科院文学所办的学术期刊)的老先生爱喝云南沱茶,每杯都沏得特别浓,状如深色琥珀。“太酽了。”对此,我往往会做出这样的评价。老先生的反     

《左传》和《国语》之筮例与战国楚简数字卦画的比较

《左传》和《国语》两书22次引用《周易》,其中6次是言谈中引用,另外16次是占筮时引用,这部分引用都记载了施筮的前因后果。包山楚简、葛陵楚简和天星观楚简都有数字卦画,就已公布的材料来看,也都记载了卜筮的事因和结果。江陵望山1号楚墓的楚简虽无卦画,但其格式和内容都与前三种楚简     

孙中山发行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史实考

《中国钱币》2006年第4期发表徐渊先生《百元债券百年纪：兼与（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作者商榷》（以下简称《徐文》）一文，讨论了该债券印发经过、所见品种，该债券为何要印英、法两种文字及镇南关起义前为何要将存港债券运往越南等重要问题。徐先生是钱币行家，文章占有一定史料，读后受益匪浅。但是，该文与其所商榷之文一样，似对关键史料未能全面掌握，而多以二三手资料为凭，所论难免与历史本相有所差距。     

当代官修志书资料出处缺失现象剖析

对于新方志中资料出处的标注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时至1997年5月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1998年2月10日经国务院领导同意予以颁发）才明确提出：“地方志所采用的资料,包括史料、人名、地名、年代、数据、引文等,务必考订核实,重要的要注明出处。”然而各地在实际编纂中,除极少处引用原文注明出处之外,一般不注明资料出处和保留资料来源．已成通例．是当代官修志书的一大弊端。     

体现方志本质的典范之作--评《鼓楼区志》

《鼓楼区志》（以下简称《区志》）是笔者所阅读的新编城区志中文字量最多的,是文化品位较高、编写质量上乘的区志.对这样一部280余万字、内涵十分丰富的区志进行评论是不容易的,可以多方面地研究评议.总体评价需对指导思想、观点、内容、体例、语言文字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综合结论,这是笔者胜任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