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家的政制建构逻辑——辛亥前后章士钊的政制思想研究

章士钊是近世文章家中的“逻辑派”。因其在西方受过系统的逻辑学训练,衡政论文,悉用逻辑,一些在清末民初思想家、政治家那里司空见惯的政制思想表达,在他那里常常见着基于逻辑的修正。他提出的有关国会“院制”设计、政党与政党内阁建构、“通立法行政之邮”及政治宽容的制度规范等贯穿了西方近代政制思想内在逻辑的主张,以及所界定的诸如“共和”、“内阁”、“政党”及“革命党”等政治概念,对辛亥前后亟于建设现代国家却时常感到无所适从的国人,作了良好的思想启蒙。由于形式逻辑本身的局限,而西方新理论、新方法又接踵而至,加上政治家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章氏归国后的政治建白,大多不为当道采纳。章氏抱负虽高,最终也只能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心路历程考析

出于改变革命策略、包容原国民党势力等方面的考虑,孙中山在护国运动后很快提出了对中华革命党改组的设想。但是,并未立即付诸实施。党务建设进程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改变有着紧密联系。中华革命党缓慢的改组历程,折射出这一时期孙中山政治思想重“政”轻“党”的总体特征。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从大历史看国民党文化选择与转变的成败

任何政党在领导政治革命和创建政权过程中,都必须做出明确的文化选择,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建筑在相应的文化"地基"之上。孙中山领导创建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及其间组建过的中华革命党,以下提及国民党均指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广义的国民党),以彻底改造中国封建政权、建立现代性的中华民国为目标,自然也必须选择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作为一切政纲、政策和方针的基础。面对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极为复杂的政治革命任务,国民党在革命不断遭遇严重阻碍时,曾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作了反复调整,试图按选定的文化基础制定相应的大政方针,争取斗争目标的实现,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从执政党到议会民主党的转型之痛——台湾国民党转型的经验与教训

观察台湾的政治转型,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是政党转型。国民党从一个执政的威权型政党,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逐步向议会型民主政党转变,经历2000年丢失政权,并于2008年重新夺回政权,其间的遭遇和调适,以及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台湾民主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参考点。     

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

清末民初国人学习西方建立国会政制,但质疑声也随之而起。先是章太炎在清末发表《代议然否论》,明确对该制说否;20世纪20年代初,章士钊响应太炎,再次发难批评斯制。此时,中国国会政制实践已逾十年,代议制弊端充分暴露,加之受西方议会批判思潮影响,代议"然否"讨论很快转至"存废"方向,废除国会成为各界近乎一致的诉求。由于政治家面临"法统"与"革命"的两难选择,结果在未明确否定国会制度的前提下取消了现存国会。国人批判代议制的主要理由是人民的意志不能代表,代议制是间接民主,最好的政制形式是直接民主。在批判并处置国会的过程中,被认为体现直接民主的"国民会议"主张被各界提出。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政制设计与实践证明,直接民主在实际运作中难免因"僭代"而发生畸变,结果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     

雅典政制的现实思考

本文通过对雅典政制的理论渊源和政治现实分析,提出雅典民主和社会阶层论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政党创建及孙中山政党思想起源探析

中国近代政党开启于孙中山及其时代,其萌生和创建与孙中山政党思想的起源历史地形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组织近代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近代社会变革中,中国社会政治组织的构建顺乎政治民主化趋势,初具近代形态,民主革命者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为表达其利益,在无议会可循的情况下开始组织创新;与之相应,政党首创于欧美诸国,西方政党观念输入中国并传播开来,为中国近代政党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和知识准备,以及由维新立宪者与民主革命者共享的政党思想资料,但民主革命者不仅有条件而且事实上先于维新立宪者在中国首先建党;在政党作业中,中国近代政党一方面从区域性、松散性团体逐步统一为全国性、紧密性的新兴政治参与主体,另一方面,革命政党、立宪政党相继创设,进而中国近代政党创建的基本格局初步呈现出来;从学科建设言之,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历史实际为政党政治学提供了除西方政党政治类型之外的另一种分析实证     

南京政府政治制度批判研究(1927——1949)

一、南京政府政制的专制性所谓专制一词,根据现代学者的解释意指:(一)与法治的政治相对照,凡大权不受法律之限制的政治谓为专制。(二)与民主政治相对照,凡大权集于一人或极少数特权人物,并采领袖终身制者,亦谓之专制。由此看来,国民党在其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间,一直是货真价实的专制政制。而国民党的党治原则是其专制的独裁形态,南京政府的军治体制是其专制的强权实体,国民党军政领袖的人治是其专制的核心,下面来一一分析。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举起革命低潮下的讨袁旗帜。以革命的对手方为着眼点,此时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侦缉与策反的政治策略,是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的障碍之一。袁世凯政府针对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相关行动呈现着武力镇压、刑事侦缉、策反与招抚等阶段性特点,反映出彼时国内外政治波谲云诡的剧变,以及袁世凯政府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因时因势而变的政治较量。这对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革命活动和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从"三个代表"到"政治文明"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不但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应对变化并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避免合法性危机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断的提出及其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提供了契机.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合理性。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的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枉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现实的路径。     

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

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党史学界很少关注,只是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有所提及,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做了较多探讨,逐步取得了一些共识。关于“共产主义小组”,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名称并非中共早期组织的本名,而是后人使用的名称,但鉴于这个名词已经沿用了50多年,因此党史权威机构和多数研究仍继续使用这样一个称呼。     

Female Workers,Political Mobilization,and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ary Citizenship in Beijing, 1948-1950

After entering Beijing in January 1949, the Communist Party immediately sent cadres to local factories in order to mobilize female industrial workers into a women＇s movement and to establish the idea of ＂revolutionary citizenship.＂ The Party wished to nurture this idea in both the local political arena and in women＇s liv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factorie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a host of factors defined revolutionary citizenship, including party directives, choices in revolutionary strategy, cadres＇ interpretations of directives and their own initiatives, and workers＇ reactions to mobilization. It was in this complex mix of mobilization, women＇s strategies to protect and advanc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group representation in the revolution, that female workers cam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impact of revolutionary citizenship and the shape of labor-state relations in the emerging socialist China.     

红军时期的期票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对期票开始关注,尤其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各省银行发行的期票进行了考证,许多收藏家发表了诸多非常有见解的文章。2004年1月,台湾新竹的期票收藏爱好者李维枫先生撰文于王宣瑞先生主编的《世纪珍藏》,称他十多年来的研究中,发现大陆最早的期票是晋察冀边区银行辽西支行期票,该期票发行时间为194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