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家族史研究

辽朝史学,除了国史系统之外,还有家族史系统。主要包括家族谱牒和个人墓志。辽朝家族谱牒虽然今已不存,但是辽朝存在撰写家族谱牒的习俗;辽朝墓志有大量遗存,从墓志分析可知,辽朝墓志的撰写者、资料来源以及辽朝墓志的特点;辽朝家族史是国史的重要补充。     

辽朝国号考释

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 ,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 ;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 ,在燕云汉地称大辽 ,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 ;圣宗和道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 ,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契丹。辽朝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

将辽朝置于中国古史谱系的长时段之中,在中国北疆民族区域视域下从统治模式的更新与改化、儒家思想与文化的崇尚与普及、东亚秩序的改造与重建之角度考察辽朝历史,可发现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朝代。辽朝统治予中国北疆社会以深刻影响,辽朝统治彻底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古史谱系的发展在辽朝发生重大转折。     

从新角度审视辽朝社会——《科举与辽代社会》评介

辽朝作为一个由北部边疆游牧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立国之后为选拔人才巩固统治,积极效仿中原政权引入了该制度,使得参加科举成为有辽一朝重要入仕途径,以科举制度相关问题作为切入点来还原辽朝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辽朝科举制度相关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专著成果稀少。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碑刻资料不断出土,辽朝科举制度研究著述逐渐丰硕,开始改变这一局面。     

辽朝遣使高丽年表简编——后期:1039年至1120年(续)

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八月高丽行辽重熙年号,重新恢复与辽朝的使者往来。辽朝于次年遣使册封高丽国王,至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年)最后一次遣使高丽为止,为辽朝遣使高丽的后期。此时期辽朝共遣使高丽173次,其中东京使24次,约占总数的13.9%;使者姓名可考者166次,约占总数的96%。现综合相关史料,对辽朝遣使高丽的后期情况进行梳理,并编写年表,大致反映出后期的遣使情况。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辽朝遣使高丽年表简编——后期:1039年至1120年

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八月高丽行辽重熙年号,重新恢复与辽朝的使者往来。辽朝于次年遣使册封高丽国王,至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年)最后一次遣使高丽为止,为辽朝遣使高丽的后期。此时期辽朝共遣使高丽173次,其中东京使24次,约占总数的13.9%;使者姓名可考者166次,约占总数的96%。现综合相关史料,对辽朝遣使高丽的后期情况进行梳理,并编写年表,大致反映出后期的遣使情况。     

辽朝法律中儒家文化略论

随着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辽朝统治阶级逐步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儒学由此也获得了迅速发展,这直接导致辽朝法律儒家化运动的展开。在此过程中,不仅儒家仁政学说成为辽朝的立法理念,而且在实体法的制定上,也学习借鉴儒家的核心法律制度,同时在司法层面上,不少儒家的理念和相关制度也被吸纳进来。法律儒家化为辽朝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制保障,而后期辽朝对法律儒家化成果的抛弃,亦成为其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辽朝枢密院一院多使现象与制度渊源

辽朝共有北南二枢密院,但每一枢密院可以由两名或以上枢密使共同执掌。辽朝的知枢密院事实乃未经正授的枢密使,因此当辽朝同一枢密院内有枢密使与知枢密院事并立,实际上也相当于该枢密院同时受两位同级别长官管辖。辽朝枢密院一院多使现象的制度渊源来自于五代,一方面因袭了晚唐五代两名枢密使共同执掌枢密院的传统,另一方面继承并推动了枢密院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     

20世纪以来辽朝教育研究的进展与学术反思

正自陈东原于1932年在《学风》上刊载"教育史话之五"阐述辽朝科举与教育算起,学界对辽朝教育史研究几近90年,但真正将辽朝教育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则是近30年来的事情,以陈述于1987年发表《辽代教育史论证》(《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为标志。尔后,国内外学界陆续发表多篇辽朝     

农牧文化交融视域下的辽朝礼乐制度变革研究

辽朝的礼乐制度因受到农牧文化交融的影响而呈现出“蕃汉杂糅”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礼制、音乐和仪仗三个方面。辽朝礼制在制定的官员、原则、目的、方式和礼仪本身等方面融合了契丹国俗和汉礼。辽朝的音乐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具体表现在音乐的种类、演乐人员和音乐资源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用乐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辽朝的仪仗与蕃汉分治的二元性政治相契合,体现在表层的分类情况、两种仪仗的渊源、用途和内涵之中。总体来看,辽朝礼乐制度的变革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标志,更是中原礼乐文明传承的重要环节。     

辽朝夷夏观的演变

夷夏观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契丹族在建立辽朝之后 ,随着中原文化影响的加深和辽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其夷夏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辽朝初期 ,他们自认为是蕃 ,是夷狄 ;中期时 ,不再承认是夷狄 ,想求得与宋朝对等的地位 ,并开始出现辽为正统的思想 ;到后期时 ,辽自视为夏 ,是承天意 ,得民心的正统皇朝 ,且把其他少数民族视为夷狄。这种呈阶段性的演变过程与中原文化在辽朝的传播和被吸收进程相一致。     

辽夏封贡关系探析北大核心CSSCI

辽夏封贡关系开始于公元986年李继迁附辽并接受辽朝册封,一直持续到辽朝灭亡。辽夏封贡体制受到辽、宋、夏三极政治格局的强烈影响,以"澶渊之盟"为转折点,可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辽朝奉行"联夏抗宋"方针,是辽夏封贡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因辽宋夏三国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辽夏封贡关系由发展走向破坏、最后又恢复。在辽夏封贡体系之下,两国保持着册封、进贡、朝贺、吊祭等朝贡活动往来,并且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密切互动和联系。在辽朝的朝贡体系中,西夏属于辽朝的"外圈"朝贡体系。     

辽朝乌古敌烈地区属国、属部研究

有辽一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统辖的重点放在北部草原游牧民族地区。辽朝在乌古、敌烈地区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属国、属部,其内部的统治方式有一定的差别。然而诸属国、属部对辽朝有纳贡、助兵的义务,辽朝对其有安抚、赈济、维护这一地区安全的责任是相同的,只是程度和方式有一定的差异。为了加强对乌古、敌烈属国、属部的统治,辽朝建立了专门的统辖机构——乌古敌烈部都详稳司、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将乌古敌烈地区纳入辽朝行政区划之内,对乌古敌烈地区的属国、属部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政治统辖。     

辽夏封贡关系探析

辽夏封贡关系开始于公元986年李继迁附辽并接受辽朝册封,一直持续到辽朝灭亡。辽夏封贡体制受到辽、宋、夏三极政治格局的强烈影响,以"澶渊之盟"为转折点,可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辽朝奉行"联夏抗宋"方针,是辽夏封贡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因辽宋夏三国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辽夏封贡关系由发展走向破坏、最后又恢复。在辽夏封贡体系之下,两国保持着册封、进贡、朝贺、吊祭等朝贡活动往来,并且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密切互动和联系。在辽朝的朝贡体系中,西夏属于辽朝的"外圈"朝贡体系。     

辽朝对阻卜各部的治理述论

阻卜是活跃于辽朝的重要民族之一。辽朝征服阻卜各部后,对其进行羁縻统治,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太祖至景宗朝为第一阶段,辽朝以朝贡制度治理阻卜各部,授予阻卜豪酋官号。第二阶段为圣宗统和元年至辽道宗大安八年(983—1092),以属国属部体制管理阻卜各部,以西北路招讨司作为统辖机构。阻卜在对辽朝履行其各项义务的同时双方也不断发生战争,同时一些部落还一度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第三阶段为道宗大安八年(1092)至辽末,辽朝在阻卜各部设置的属国属部体制崩溃,辽朝对阻卜各部的管理恢复到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的松散状态。     

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

从春捺钵的地点及其变化入手,论述了辽圣宗时期春捺钵地点的改变及其原因,春捺钵的内容以及辽朝后期的政治与春捺钵的关系诸问题。学界对于上述问题虽然有所涉猎,但是大多围绕四时捺钵等问题展开,而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并不多见。春捺钵之地是契丹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要场所,契丹皇帝不但在冬夏捺钵之地处理军政大事,而且在春捺钵之地也同样处理军国大政。辽朝后期的长春州、鱼儿泊等春捺钵之地,与辽朝政治紧密相关,是辽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之一。     

辽朝遣使高丽年表简编(前期:922年至1038年)

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天赞元年(922年)首次遣使高丽开始,至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八月高丽行辽重熙年号为止,为辽朝遣使高丽的前期。此时期辽朝共遣使高丽69次,其中东京使10次,约占总数的14.5%;使者姓名可考者55次,约占总数的79.7%。现综合相关史料,对辽朝遣使高丽的前期情况进行梳理,并编写年表,大致反映出前期的遣使情况。     

浅析金代契丹人的佛学思想

契丹人作为辽朝的主体,在辽朝时历代皇帝都对佛教极期推崇,佛教徒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当中,可以说,佛教对于整个辽朝的国运都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契丹族从皇室到普通民众对佛教都有一种持久而普遍的信奉。而金国在开国以前,就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辽金两朝对佛教基本上是持崇奉的立场,这也使佛教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