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评介

1997年以来,在吐鲁番的洋海墓地、阿斯塔那古墓二区、木纳尔墓地、巴达木墓地、交河故城沟西墓地、交河故城大佛寺旁以及台藏塔,前后发现了大量古代文书。就质地而言,主要是以纸质为主,也包括了一部分书写于方砖、泥坯和木板上的墓志;就内容而言,多是世俗文书,所涉及的时间则从高昌郡到唐西州的晚期（公元4至8世纪）;就语种而言,绝大多数是汉语文书,也有一小部分是胡语文书。从文书出土地点来看,多是从前未发现的墓群。同时,这些文书,除民间持有者的捐赠以外,虽然大多是对盗掘墓葬的抢救性清理,但考古发掘都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这为学界的整理、使用提供了坚实的科学考古的基础。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西区2004年发掘简报

2004年3月,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组织考古队,对阿斯塔那的9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墓葬形制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有单人葬、夫妻合葬和多人葬。葬具均为芦苇编制的草席,这是吐鲁番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墓葬的主要葬具。单人墓中出现稻草人现象,其用途象征配偶陪葬。其中,M396出土1枚波斯库思老二世(590~628年)萨珊银币,其形状、图案与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等墓地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相同。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文书,有些纪年明确,如"载初元年"、"开元七年"、"永昌元年"等。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及出土文书分析,这批墓葬年代应在唐西州时期(640~795年)。     

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高昌吉利”铜钱

巴达木墓地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村东,北距哈拉和卓墓地1公里,南距高昌故城4公里,西距阿斯塔那墓地3．5公里。2004年10月份,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发掘清理巴达木墓地79座,从出土文书和墓志表明这批墓葬时代为麴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墓主姓氏有白、康、竺、买以及祖籍甘肃兰州,河南南阳和山东等地的汉人,是一座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公共墓地。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高昌郡时期的农业活动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高昌郡时期的农业活动宋晓梅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时期的文书大多集中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反映农事活动的文书又相对集中在几个墓葬。如阿斯塔那６２号墓,共出文书１０件（包括缘禾五年衣物疏一件）,其中七件均为辞呈,就述辞本身的内容而言,有...     

吐鲁番酒泉城的历史及今地考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酒泉"这一城市名称,并非甘肃省之酒泉城,其为吐鲁番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座城市。该城建设应与北凉残余势力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在盆地建"大凉"政权有关。高昌王国建立后,在阚、张、马朝不见酒泉城的记载,当与阚氏立国后撤消其行政建制有关。根据出土文书,酒泉县在高昌王国重行恢复建县的时间也比较晚。入唐以后,酒泉被改为"酒泉里",归属柳中县高宁乡管辖,也是唐代柳中县供给长行坊禾草的基地之一。2002年,在鄯善县洋海下村出土了一批文书,经释读研究,其记载与酒泉城有关;通过文物工作者的实地调查,学界确定了唐代吐鲁番酒泉城的准确位置。     

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仓曹贷粮文书》研究

文章主要探讨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段氏北凉统治高昌时期较早的,也是仅有的一件汉文非佛经文书。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疏理,并对年号、文书类型、内容、格式进行了分析。该文书反映出段氏北凉统治已达高昌、文书属官府公文《符》、实行了的"常平仓"制度、郡县属官制度相当完备等情况。该文书对研究段氏北凉的职官、经济、文化制度、统治高昌和经营西域等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仓曹贷粮文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主要探讨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段氏北凉统治高昌时期较早的,也是仅有的一件汉文非佛经文书。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疏理,并对年号、文书类型、内容、格式进行了分析。该文书反映出段氏北凉统治已达高昌、文书属官府公文《符》、实行了的"常平仓"制度、郡县属官制度相当完备等情况。该文书对研究段氏北凉的职官、经济、文化制度、统治高昌和经营西域等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律》略论

《魏律》略论董念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少与法律制度有关。在这些文书中,除唐代文书外,还有不少晋十六国（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和高昌国时期的文书。这些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一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即使在相对独立的高昌...     

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时期文书概述

1959至1979年间,中国新疆地区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处清理发掘了四百多座晋至唐代的墓葬,出土汉文文书两千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经过拼合整理,已编成十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陆续出版。在这两千件文书中,属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文书约有一百六十多件。虽然相对而言数量较少,但却引起我们特别的兴趣。因为,过去人们早就在吐鲁番     

吐鲁番出土72 TAM 169:83号《〈论语〉习书》初探

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69号合葬墓中,出土了若干件纸质文书,吐鲁番文书整理者经过梳理,将其中的7件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其中有一件编号为72TAM 169:83的《〈论语〉习书》文书,只有短短的两行,分别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和"乎,友(有)用(朋)自远方来,不亦"。这件文书虽然内容简单,字迹模糊,但是其中的"友"、"朋"两字的写法却值得探索,并且这件文书也从侧面反映了公元五世纪时期高昌地区的儒学教育情况。     

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

2004年,新疆吐鲁番的巴达本出土了一件唐高宗时期的官府文书,其内容涉及三个僧人。此为高昌县思恩寺的正式僧籍,由高昌县政府保管。该文书虽已残损,但仍提供了僧人的法号、年龄、籍贯、剃度年份、所诵经名等信息,从中可以了解到唐朝政府对僧人的管理情况。     

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木桶

<正>洋海墓地的考古发掘是近年来新疆考古工作最重要成果之一,由于吐鲁番盆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各种质地的古代遗物都能较好保存下来。其中大量不同形制、纹样的木桶,极具地方特色,为研究吐鲁番地区史前时期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洋海墓地出土的木桶和草原游牧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木桶上的动物纹是草原居民偏     

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

一习字残片中古诗的发现与文书缀合在近年新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编号为2006TZJI∶006和2006TZJI∶007的两个残片组成一件文书。其正面字迹较少,是一件西州官文书的署名部分;其背面则布满文字(图二、三)。用废弃的公文书作为习字用纸,这是高昌国或者唐西州时期的普遍现象。关于这背面的文字,最早我们把它看作是一般的习字残片。但进一步整理之后我们发现,它并不属于吐鲁番文书中常见的《急就章》、《千字文》、《开蒙要训》等蒙学教材[1],而是一首古诗:□,斜栋桂犹开。何必高楼上,清景夜徘徊。这首五言诗的后面,紧接着“岑德润”三个字,…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剪纸综述

吐鲁番地区古为“车师前部”地,西汉时以“高昌壁”得名,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在今高昌故城。而故城遗址则位于阿斯塔那东南、哈拉和卓西南面。阿斯塔那古墓葬中曾出土了一批剪纸,其中自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上有高昌“章和十一年”等纪年字样的剪纸,不仅说明中国剪纸在公元6世纪中叶已相当成熟,而且也表明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剪纸艺术已传入西域地区。     

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

本文集中探讨2006年吐鲁番洋海赵货墓发现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这是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现在所知最早的户籍,也是目前所见纸本书写的最早的户籍。笔者对该户籍的书写年代、地点、内容、格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该户籍保存造籍的年份,有具体的郡县乡里名称,登录了五户人家的家口以及户内土地、奴婢的买卖情况。《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的发现对中国中古时期的户籍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麹氏高昌职官“儒林参军”考略

吐鲁番阿斯塔那155号墓出过二件明记"儒林参军"官名的麴氏高昌时期文书。一件名为《高昌重光三年(622年)张憙儿入俗租粟条记》(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271页),释文如下: 1 □[昌]辛巳岁俗租粟,张憙儿 2 □悦、参军郭都、翟怀愿、氾延明,壬午[岁]□□ 3 [廿]六日入。高昌庚辰岁租粟,张     

回鹘文文献与高昌回鹘经济史的构建

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写本中保存有400余件社会经济文书,大部分为元代之物,少部分属于宋代,其内容涉及宋元时代高昌回鹘王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土地制度、租佃契约关系、高利贷、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宋元时代,中原汉文史书对高昌回鹘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记载甚为稀少,而且支离破碎,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发现,对于重构宋元时代高昌回鹘之经济历史及社会关系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试论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早期土坯

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出土早期土坯的时代涵盖了苏贝希文化的三个时期,从出现到成规模使用,其上面的符号从出现到消失;然而,这些早期土坯在吐鲁番早期墓葬中并未用于修砌墓室,而部分出现在填土中,部分用于墓葬的地表建筑,少数用于封堵墓门。洋海墓地早期土坯与哈密盆地和焉耆盆地发现的早期土坯有一定的关系。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

2006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的配合下,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计清理墓葬5座,出土有木器、陶器、铜器、铁器、服饰和文书等遗物,墓葬年代属于东晋至唐西州时期。     

麹氏高昌役制研究

麴氏高昌时期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其赋税徭役制度诸史志或语焉不详,或全无记载,为我们了解高昌社会面貌带来极大困难,而吐鲁番出土文书却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资料。一九八二年三月唐长孺先生在《东洋学报》上发表了《新出吐鲁番文书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简介》一文,①最早指出麴氏高昌徭役制度的特点有“计田承役”和“道俗”之分,并揭示了若干役目及相关问题,为学界探讨高昌赋役之制提供了极可贵的线索。尔后,卢开万、程喜霖二位先生也先后发表论文,②就麴朝赋役制度进行了研究,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但高昌赋役之制颇为复杂,尚有不少闯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即企图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麴氏高昌时期的徭役制度进行较全面的考察。拟讨论以下问题:一、“计田承役”问题;二、成丁年龄及役期问题;三、服役对象与役种问题;四、工匠服役问题。从广义上说,封建徭役应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