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口岸经济对近代东莞文化的影响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口岸。在随后的时间里,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时,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达40多个,涵盖18个省份,[1]其中广州即为首批约定开埠的口岸。     

论《民四条约》的效力与北京政府的主张

一战后,国际法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北京政府敏锐注意到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尝试运用国际法中关于条约有效性的诸学说,探索废除《民四条约》的可行性。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等外交官首次利用情势变迁原则,以中国被迫缔约、该约不利于世界和平等理由,主张《民四条约》应该失效。巴黎和会后,北京政府利用国际法的意识更加明显,如王正廷利用霍尔的学说,主张《民四条约》无效。和约研究会主张《民四条约》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强调取消《民四条约》是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的义务。华盛顿会议后,外交部根据法籍法律顾问宝道阐述的国际法主流观点,未直接以国会决议宣告《民四条约》无效,而是从国际法情势变迁原则与条约目的须合法两点立论,宣告废约,以谋求与日本进行废约交涉。这是北京政府在和平状态下,利用国际法宣布废约的第一例,为后续中国向列强提出修约、废约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废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京话日报》与国民捐运动

1900年庚子事变，外国列强对中国武装入侵，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列强军费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厘金等税做保证。在这种情形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先在北京地区由《京话日报》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捐运动，为晚清史涂抹上了一层厚重的爱国色彩。     

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与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开启了中外条约关系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在华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关系,中国出现与朝贡关系并存的双重国际秩序格局。此后,这一双重格局被打破,朝贡关系完全被条约关系所取代。清政府并不自甘放弃独立主权地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平等关系。这一趋向亦在甲午后被打断,中国成了东西列强共同压迫的对象,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构建了不平等条约关系。甲午战争恰逢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条约关系因此有了新的发展,增添了体现这一变化的新特权内容。战争充分暴露出清政府的衰弱,以及列强无视中国的霸道行径,对条约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既刺激了列强扩展在华权益的野心,又加深了这一不平等关系的危机。     

光绪帝与美国总统的“赔款”交往

《辛丑条约》起源于庚子年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侵略行动,正因为如此,《辛丑条约》的赔款一般也被称为“庚子赔款”。该条约的谈判从庚子年（1900）一直持续到辛丑年（1901）,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以前的不平等条约谈判,清政府还可以讨价还价,多多少少有些回旋的余地。而这次却是在列强各国就如何“宰制”中国达成一致协议后才通知清政府照章执行。     

中俄《满洲里界约》签订始末

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吞了我大片土地,其中以俄国为最多。仅通过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就掠夺了我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贪欲是不会自我满足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极熊又把侵略的眼光投向了我呼伦贝尔．投向了我满洲里……     

康熙、雍正两朝中俄划界原则探析——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康熙、雍正时期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及一系列子约,基本确定了中国东部与北部的边界,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双方在条约中所遵循和追求的平等互谅、搁置争议、依自然走势、互信管理、人口属地归附、内容的综合性等划界原则一方面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沙俄侵吞中国更多领土埋下了伏笔。对条约内容及原则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中俄交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试析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原因

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英国侵略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结束,绵延了2年多的时间,最后以中国惨败而告终。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是中国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奴役的起点．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康熙、雍正两朝中俄划界原则探析——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为中心

康熙、雍正时期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及一系列子约,基本确定了中国东部与北部的边界,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双方在条约中所遵循和追求的平等互谅、搁置争议、依自然走势、互信管理、人口属地归附、内容的综合性等划界原则一方面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沙俄侵吞中国更多领土埋下了伏笔。对条约内容及原则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中俄交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历史上的外国驻汉（总）领事馆

近代以来,武汉以＂得中独优＂的特殊地理位置,吸引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眼球,成为列强在中国内陆纷纷抢占的战略要地。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使汉口开埠,外国列强纷纷涌入。     

东交民巷的“没落”

策划这期选题时,就打算去寻访一些相关的遗迹,大名鼎鼎的东交民巷,自然是重中之重。1901年,惨败于八国联军武力的中国,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七款规定,东交民巷为使馆区,由使馆自行管理,派兵守卫,中国人不准居住。这样一来,此处完全变成了“国中之国”。     

美国在庚子赔款中的讹诈——所谓中国拖欠华尔银款真相

姜国在庚子赔款中的讹诈 1900年6月,中国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8月,英、美、法、德、日、俄、意、奥等国组织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偿银4．5亿两。在这笔巨额赔款中,美国拿到了32939055两,占全部赔款的7.3％。     

试论外国军舰驻华特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以顾盛使华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军舰驻华特权制度给予了明确的规定。《虎门条约》是外国侵略者＂合法＂获取军舰驻华特权的开始。美、法等国通过《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使这一特权制度日趋完善。在攫取军舰驻泊权的过程中,美国人顾盛使外国军舰驻华特权条款扩展到几乎可以被人任意解释的地步,为日后列强军舰任意游弋中国内水埋下了祸根。通过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有约国家获得了军舰驻泊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在这一问题上获得了较大突破,此后该制度逐步走向完善。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

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率先做出反应,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继而,法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竭力促成列强联合出兵侵华。7月中旬,法国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他国不同的主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虽然与俄国存在同盟关系,并在一些问题上与俄国保持一致,但其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被法俄同盟所左右,而是把维护列强的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     

香港特区发行的97回归纪念币简介

2005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8周年纪念日。1841年1月26日,侵华英军强行占领香港。1842年8月下旬,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1860年又割让九龙。1898年,英国趁列强瓜分中国之机,强租深圳河以南地区及附近230个岛屿,租期100年。至此,英国所占香港领土面积多达1095平方公里。     

论耶稣会士与国际法初入中国

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是近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使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     

促成庚子赔款办学的五位关键人物

关于庚子赔款与退款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清廷被迫同列强签订《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8国及比、荷、西、葡、瑞、挪6个“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项4．5亿两白银,年息四厘,     

清朝的外交官们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象征着中国正常化外交的开始。在此后的200多年里,清政府先后与50多个国家有过外交关系,签订了近200个条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丧权辱国条约。在这些条约签订过程中,当然少不了外交官的身影。自光绪时代始,清朝开始向外派驻职业外交官,星移斗转,他们的音容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弱国无外交,看到这些照片,可以想象他们当年的处境。     

《蒲安臣条约》历史成因考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清政府启用外国人蒲安臣担任对外使团领袖,是一种外交创举和追求变革的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促成了这个较为平等的条约。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意图扭转不利的外交局面,学习先进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势力扩张。这种愿望促成了《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真执行外交任务的精神也促进了条约的顺利签署。外交政策实则体现了国力兴衰。     

浅析伍廷芳的条约观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大批条约,条约交涉成为晚清外交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晚清外交重臣伍廷芳办理了大量与条约有关的外交事务,从而对条约及中外条约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国初年,伍廷芳为消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良影响又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伴随着伍廷芳外交生涯显现的条约观念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对条约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以及修约、拒约的观念与主张等几方面。其中的某些认识与主张,对于维护中国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亦存在着某些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