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邑考

作洛为周初大事 ,学者对这一重大史实的讨论至今尚未结束。《尚书》中的“周”即成周 ,作洛时成周业已存在 ,而周初的作洛 ,实际上是营建王城。周初殷民的迁徙实际上有前后两次 ,第一次是在成王三年践奄之后 ,第二次是在新邑即王城建成之时。     

茂陵邑的探索

<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初置茂陵邑";建元三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夏,"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清华简·说命》所载傅说事迹史地钩沉——兼论卜辞中的“云奠河邑”

本文综合比较《清华简·说命》、卜辞及传世文献,从史、地两方面钩沉傅说事迹本貌。史指人物事迹,即以简文《说命》上篇所载武丁梦得傅说及傅说攻伐失仲两事,结合"弜"、"失"两族卜辞,考析殷代雄族"弜"乃"弼人"的历史原形人物,失仲亦即卜辞之失侯,卜辞所载武丁伐失与傅说伐失仲应视为一事。地指傅说事迹发生的地域环境,简文《说命》所载"员土"当训作"云土",其与武丁时代"北海之州"的地域面貌及职能区划密切相关,《周礼》对圜土及其附属刑制的表述即以"云土"为底本拟构而来。此外,"云土"还与帝辛时期征夷方卜辞中"云奠河邑"的地名相关,由此可窥知北海之州自武丁以后的政治地理沿革。     

西汉陵邑人物的地域分布初探

西汉陵邑是以西汉帝后陵为中心建造的专供守陵、护陵和祭祀之用的特别行政区。随着西汉政治经济的发展,陵邑居民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政治上强干弱枝以拱卫京师,经济上提高农业技术、增进商业发展,文化上推行教育、提升当地文化素质的同时促进了关中地区民风多样化。本文通过分析西汉各个时期陵邑各类人物地域分布的不同,讨论其历史地理原因及对西汉社会的影响。     

敦煌社邑文书词语补释

敦煌社邑文书以记载晚唐五代至宋初民间社邑组织的各种社事活动为主,其中分布着大量社会生活方面的词汇。不少词语颇具时代性和地域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西北汉语的面貌。本文从中选取二十例略作训释,以扩大相关的研究成果。     

徙民陵邑与汉初政治

徙民陵邑制度作为西汉一项特殊制度,在西汉初期经历了一个继承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项制度的实施与西汉初年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对汉初政权的巩固和专制皇权的加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文物资料看北宋前期定州的佛教邑社

北宋前期,佛教邑社遍布定州城乡、军队,出土于静志寺、净众院两座塔基地宫的文物铭刻、题记等资料,以及现存开元寺塔内的建塔时期的碑刻文字,含有大量相关信息。对这些文物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当时定州的佛邑种类、规模、领导设置、人员身份以及与寺院的关系等。     

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

本文谨就殷墟甲骨卜辞的“大宾”之祭略作剖析,同时对卜问“巳宾”、“宾巳乍”等卜辞重新加以释读,由此证明殷代“宅邑”必须祭上帝及先王,以求得保佑;而停止宾祭,就意味着停止作大邑。此外,还根据卜辞记载,论及武丁西省欲在唐地作大邑的史实。     

介绍一枚新品三孔布“建邑”

2008年上半年，笔者见到一枚三孔布照片，后来又见到实物，经过审视斟酌，反复琢磨其上的文字，并征求了有关学者的意见，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现将对这枚三孔布的有关认识略陈如下，供大家研究、参考。     

辽朝奉陵邑初探

辽朝吸收中原陵寝制度基础上设置奉陵邑以对陵寝进行管理,共有祖州、怀州、显州、乾州、庆州5个奉陵邑。奉陵邑规模宏大,城内宫殿、寺庙、官署等主体建筑完备,凸显其较高政治地位与作用。奉陵邑官员由奉陵官与州县官组成,直接向皇家机构负责。辽朝奉陵邑的出现一方面可视为契丹族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变之表现,另一方面亦为统治者"因俗而治"治国理念之结果。     

金元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考释

本文对北京市昌平公园石刻园内陈列的金元时期的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进行了考释。据此对通检推排制度提出新看法,认为不仅金代通检推排的实施要早于传统说法的世宗朝,而且辽代也曾实行过通检推排;并对碑文所载元代两都之战的时代背景以及金代的括地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     

《汉平襄侯姜公碑记》与姜公祠

本文对成都武侯祠的《汉平襄侯姜公碑记》作了初步的文字整理 ,略作注释 ,并对与此碑相关的人物、古迹及其史料情况 ,进行了梳理和介绍。文章又对剑阁姜维祠的历史沿革以及相关的文物、史实进行了介绍和考订。     

北朝邑义考略——以陕西地区石刻造像为中心

本文以陕西地区的95件石刻造像为中心,综合考察了北朝的佛教邑义、道教邑义及佛道混合邑义;考证分析了邑义名称、宗教属性、造像题材与流行时限等问题。本文尝试利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与间接文献中寻得的蛛丝马迹,为史料相较匮乏的早期地方宗教研究提供一个超越文字记载的视角,庶几可补史籍、经典之阙。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     

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文帝即位之初,为削弱淮南国、齐国等王国势力,以防范和排抑功臣侯集团为名,首先在淮南国推行“易侯邑”政策,不久又发布“令列侯之国”诏,使淮南王舅父赵兼远离淮南而就国周阳。继而又在齐国推行同样政策,使齐哀王舅父驷均和齐悼惠王十子都离开齐国,分别居于济北、济南二郡。通过这一举措,文帝成功地将淮南王、齐王之子弟、外戚调离王国,置于汉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从而分散和瓦解了这两支威胁最大的王国势力。     

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活动——永乐村石塔考略

涿州永乐村旧有辽代石塔一座,其保存至今的塔身铭文记述了一村之内的几个佛教邑社30多年相继不辍的佛事活动,生动反映了辽代民间佛教邑社组织崇佛的情形。当时位于燕京南部的涿州是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其佛寺之众多,佛事活动之频繁,均盛于辽南京析津府所隶之其它州县。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敦煌社邑类型很多 ,最常见的有里巷社、渠社、互助社、佛社等。按阶级组织的社邑尚未见。绝大多数社邑与寺院的联系只是思想上 (信仰上 )的联系。燃灯社、行像社为燃灯、行像活动付出的人力、财物 ,应属社众的文化消费范畴。寺院上层与部分僧俗吏民之间诚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 ,而不是“社” ,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油梁与放贷活动 ,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立社文书中所见的“义聚”是社邑的同义语 ,不是公共积累。     

《云岑开锦》

弘眸,字恕斋,又字醉迂,号一如居士、瑶华道人。弘旿为满清宗室,官封固山贝子。本画以没骨山水的形式,画青山白云红树的景致。山径从近景空亭蜿蜓上升,经过木桥、树林,到云烟笼罩的山顶,描绘出山势的动向。画树画山均以湿点为主,色彩绚丽,笔法随意自然。     

晋西南地区的抗战中心—汾襄乡边区

抗战初期 ,山西省晋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心地带 ,这就是汾 (汾城 )襄(襄陵 )乡 (乡宁 )边区。边区人民积极参军参战 ,捐军粮、出物资 ;人民军队保护人民 ,军爱民 ,民拥军 ,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 ,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谱写下光辉的一页     

“定州绫锦院记”印考

通过对“安州绫锦院记”的印文及铸造时代的探讨,取得认识如下：“安州绫锦院记”当释为“定州绫锦院记”;印文中的“定州”指河北之定州;对该印时代探讨表明,该印印文带有典型的宋代篆刻风格;以宋制、宋尺计算的尺寸最接近该印的实测尺寸,应为依宋制铸造的铜印;该印与多个有明确纪年的北宋“记”或“朱记”铜印尺寸相当;该印为宋印,铸行时间不晚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