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

李氏朝鲜宣祖庚寅年(1590年),经日本两次遣使请求后,朝鲜在没有奏报明朝的情况下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并与日方产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剖析这次通信使活动,我们发现传统的东亚世界国际秩序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影响周边国家,在朝鲜、日本扩大化为各有核心的小型秩序圈。在华夷秩序扩大化背景下,朝鲜与日本在交往过程中皆抱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并企图把对方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结果导致双方对相互政治关系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以致构成摩擦。由于华夷秩序在两国扩大化的态势不同,朝鲜和日本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特征,并找到其向近代演化的某些线索。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对华协调政策——以1876-1894年的朝鲜问题为例

1876年以后日本政府在新的东亚变局下开始摸索对华外交路线的转变,特别是以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为契机,多种政策构想逐渐向"对清协调"的路线统一.而这一变化又在此后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等人的协商交涉之中,在甲申政变、天津条约、朝俄密约、巨文岛事件等一系列时局背景的影响下得到发展,最终以联清拒俄、承认清廷主导朝鲜事务、默认清军扩大对朝支配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但由于该路线有其背后阴谋,本身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的工具,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结果使其政策在1894年前后迎来了重大变动并进一步引发了甲午战争.     

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考——以《箕雅》为中心

高灵申氏起自高丽时代,自家族伊始便是朝鲜半岛名门望族,以诗书传家。尤其是在朝鲜王朝时期达到盛极,文人辈出,大放异彩,有九人诗作入选韩国文学史上汉诗规模最大的诗歌总集——《箕雅》,足见其文学世家之盛,堪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数一数二的文学世家。笔者以《箕雅》为中心,对其文学世家略作考述,并对其文运昌盛的原因初作探究。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往——以《梁祝》《西厢记》与《春香传》的跨国相遇为例

1953年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文工团越剧团携《梁祝》与《西厢记》两部戏曲改革成果赴朝,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慰问演出.在朝鲜战场上,越剧团"结识"了朝鲜唱剧《春香传》,并在朝鲜劳动党及各方帮助下将其改编成越剧引入中国,开启了中朝文化交往的初章.这种借由爱情故事题材言说革命价值理念、"以情动人"的对外宣传方式,对此后中国的文化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开发现状研究——以贺州市昭平县仙回民族乡调马表演为例

通过对仙回民族乡调马表演传承现状的调查,发现政府并没有直接管理调马表演,而是依靠村民进行自行管理,并起到了较好效果,但未来在资金来源和如何继续营造喜爱调马表演的氛围上仍需继续努力。     

抗战中后期朱家骅的对德活动——以国民党的对德舆论及敌后对德工作为中心

抗战中后期,面对中德关系由危机转为断交、宣战,朱家骅以各种方式作出反应,在关注和干预对德舆论的同时,指示国民党敌后组织及有关人员建立对德工作渠道,妥善安置在华德侨,为战后两国关系的恢复创造条件.作为现有研究的延续,①本文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未刊朱家骅档案为基础,对这一时期朱家骅的对德立场及有关活动进行梳理...     

媒体舆论中的"民族主义"——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朝鲜排华事件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前后,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先后发生了两次排华事件.事态的相关信息被报刊--载入,因此,本文试图以当时中国各报纸之文字将中、日、朝三方重新放置于同一场域中,通过媒体再现当时的真实场景,凸现媒体舆论的重要作用及不同媒体对事态的体认,从而探讨中国近代国家建构中的"民族主义".     

新时期图书馆的新认知——以黑龙江省图书馆为例

本文结合黑龙江省图书馆新时期的一些工作,介绍了现代图书馆的一些新理念及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总分馆体系。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的形象建构——以李香兰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除了蒙受战争苦难之外,还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国族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女明星也不例外。身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在舞台上往往是以中国人的形象或主体身份示人,并闪现星光。然而,日本侵华当局的幕后掌控,民族意识的萌生,性别的纠缠,使她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处于矛盾、挣扎之中,艰难地做出国族的选择和认同。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最终完成了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女明星李香兰的形象建构,其中也包含着李香兰个人的主观想象和抉择。不容否认的是,战争时期建构的女明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李香兰战后的行为。然而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潮流,李香兰在社会大舞台上扮演了新的角色,并树立起新的社会形象,赋予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以新的内涵。     

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破坏——以上海闸北为例

在一二八、八一三事变中,上海两次惨遭日军炮火蹂躏,尤其是闸北的繁华地带东北、西南两处,先后因日军轰炸使三十年的建设成就荡然无存。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但中断了闸北的现代化建设,还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长期沉沦。     

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大数据时代博物馆与高校的共建展望——以云南省博物馆为例

大数据时代下,云南省博物馆与高校的共建成为新的教育领地,一方面博物馆释放资源,吸纳高校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利用资源,拓宽课程领域的校馆合作。二者逐步走向融合。此外,在馆校有机结合、合作的基础上,达到育人育校育馆的多重作用。本文从二者的关系、矛盾、展望等不同角度出发,结合实际,对更好促成馆校共建的方法和策略等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外影响系列研究之一

一 朝鲜地理上为一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无论是地理、人种还是历史、文化上,朝鲜都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朝鲜开国的历史,《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真名为胥余,原是殷商贵族,因助周武王伐纣有功,被封为箕子侯,其属地就是今日的朝鲜半岛.朝鲜衣服喜用白色,相传这与"殷人,其俗尚白"的风尚有密切的关系①.朝鲜半岛的历史,自商周时期的箕子开始,便和中国历史融为了一体.     

隋唐时期的临终祈福活动研究——以《资治通鉴》为例

我国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佛教对当时的社会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浓烈的宗教气氛之下,佛教思想也逐渐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极大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通过观察当时人们在生死之际所采取的行为,可以揭示出佛教生死观对当时人们的影响。     

抗战时期日本当局对马步芳的秘密调查活动——以日本历史档案资料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阻断苏联与中国的联系,并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回回国",日本当局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渗透力度,派遣特务刺探情报,拉拢、利诱回族上层人士.1938年、1939年日本外务省和"驻蒙军"分别派人潜入青海,对回族军阀马步芳开展了秘密调查及拉拢活动.马步芳对日本的策动和拉拢活动采取了敷衍、不...     

公共图书馆标准化体系构建的实践与思考——以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为例

构建图书馆标准化体系是公共图书馆事业深入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为例,介绍在集群管理模式下,开展标准化体系建设所取得的经验;通过与先进地区比较,分析东莞标准化体系的不足;探讨东莞标准化体系颁布后对行业的影响力度。     

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对台胞的宣传及其缺失——以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为例

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当局在外交策略上做出了积极应对,而在接收准备,特别是接收前对台胞民心的聚拢方面,表现得有失消极.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和细致考虑,国民党对台宣传给人以大而无当、空而无物之感.台湾民众有的祖国意识淡薄、对正确的台湾历史缺乏了解,有的被国际托管等错误观念误导,有的渴望回归但缺少对克服困难的预期准备,有的渴望更多来自亲人的召唤和关怀……这些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中都没有被很好地顾及.国民党未能成功进行民心"接收"的准备,这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