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区出土汉代建筑明器中的人物纹饰探略

正岭南地区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建筑类明器,有屋、灶、仓、水井、猪羊圈等,多为陶制,少数为铜、青铜所制,反映了该地区汉代人民的生活情况。这类建筑明器接近当时的实际建筑,结合考古出土的铺地砖、瓦等建筑构件看,其多样的纹饰与当时岭南地区本土的气候和建筑技术,以及岭南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有莫大关系。前人的研究已对陶屋形制特点、陶屋与岭南建筑发展关系等方面作了一些讨论,如《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把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屋分为栅居式、曲尺式、三合式、楼阁     

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势力探析

在隋末唐初的乱局中,岭南因为僻处南疆而未介入中原逐鹿的大战,从而显得相对平静,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因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多样,岭南的割据局面之复杂,并不亚于中原地区。本文运用政区地理和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复原了隋末唐初岭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将众多的地方势力一一勾勒出来,并考证出诸多史籍记载不确和不全之处:前者如被夸大的邓文进、宁长真、冯盎等割据势力;后者如实力强大却广被忽视的李光度,以及南康州周边地区晦暗不明的陈氏集团等。     

漆木遗珍:岭南古代漆艺寻芳

岭南属东亚季风气候区南部,具有热带、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特点,高温湿润为主要气候特征,是漆树生长的边缘地带。据现有的古器物学资料推测,岭南至迟在秦代已生产漆器。而且由于秦汉以来岭南对外港口的开发,中原地区的漆艺技术迅速传至,大大促进着岭南漆艺的发展。唐宋以后,岭南地区海运的发达、商业的日渐繁荣促使岭南漆艺开始形成自有的瑰丽风格。     

试论汉代陶灶的岭南类型

汉代岭南类型陶灶以带有前出地台、有底为显著特征,平面以长方形或梯形为主,主要流行于岭南地区,出现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以后,是受到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从时代、形制上看,不排除其受到徐州地区陶灶影响的可能。岭南类型陶灶在东汉时期传播到了邻近的湖南地区,其中平面为舟形的陶灶在六朝时沿北江、赣江传播到了江西地区。岭南类型陶灶基本上沿西江、桂江、漓江、湘江及北江这些主要河流分布,而这些河流正是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     

关于岭南地区何时开始铸造青铜器的再讨论

一地处中国大陆南端的岭南地区,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铸造青铜器,是否经历过青铜时代的发展阶段,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学术问题。检视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早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器,另一种观点认为岭南地区直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时期才开始铸造青铜器。自1974年在     

宋代以来客家移民开发岭南西部边疆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宋代以来客家人向岭南西部边疆的不断迁移,充分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岭南西部的经略方向和经济开发进程。随着客家移民的触角从早期的桂东南逐渐延伸到北部湾沿岸、桂西南沿边和桂西边缘地区,在人口增长和生产技术的推动下,岭南西部的经济开发经历了一个从东至西、从腹地到沿边地带推进的过程。在此客家移民、经济开发与王朝的边疆经略相契合,而客家移民无疑是主体,在王朝经略岭南西部、开发和巩固岭南边疆、实现岭南西部边疆地区＂内地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略论岭南地区西汉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及成因

对岭南地区出土的西汉早期青铜器统计显示,青铜器出土地域集中、数量多、种类齐全,但功能发生变化,同时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器物来自中原地区,究其原因,可能与交通的改善、南越国的建立、郡县设置和铁器化进程加快有关。     

《宋代岭南谪宦》读后

<正>岭南地区的开发始于秦汉时期,自唐初设置"岭南"行政区划以降,岭南的发展进程渐次加速,历宋元明清,其势不减。特别是以珠三角为龙头的南粤,在近代至当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一再成为执风气之先的前沿,引领岭南乃至整个中国前行的航向。纵观岭南两千余年的历史脉动与嬗变轨迹,两宋时期无疑是岭南从蛮夷向神州迈进的过渡时     

深圳大鹏所城将军府第建筑群体特征分析

深圳大鹏所城较完整的保存了清晚期及民国时期的不同建筑群体,其中将军府第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其建筑形制、结构、装饰装修方面颇具特点:1.平面结合紧凑,类型丰富,组合较灵活,结合了中原地区四合院落殿堂式结构的组合特色,也反映了岭南山地建筑特点;2.多采用密集、方形的平面和空间布局;3.厅堂与天井结合紧密,室内外连通,形成了外封闭、内开敞的建筑空间;4.具有多样的建筑梁架结构,集中了北方建筑的抬梁式构架、南方的穿斗式及岭南建筑常见的梁架做法,表现了南北建筑文化的大融合;5.外观朴实又有岭南地方特色的精细灵巧的内部装修。     

汉字在越南的传播与嬗变

正越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越南曾有交趾、交州、安南和越南等多种称谓。968年之前,越南是中国政治版图的一部分。为了行文方便,本文通用越南这一名称)在古代是中国岭南地区(岭南,即南岭山脉南面的广大地区)的一部分,其北部虽然与中国接壤,但由于北有南岭山脉,西有云贵高原,而东南濒临大海,使得这一地区很难与外界联系和交往,因此在语言上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相对封闭的独立体系。刘向《说苑·善说》就曾讲到,春秋晚期,楚令尹鄂君子晰泛舟于河中,欣     

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的兴衰

南汉,是五代时期以兴王府(广州)为中心,割据偏安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封建小朝廷。南汉的崛起,除却唐末五代时期天下纷乱,中朝政权无力经营岭南等客观因素外,还与士人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唐朝自安史之乱,尤其是唐末黄巢起义以后,中原地区一直处于混战纷争之中,民不聊生。中原士人纷纷避兵南下。《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刘隐传”载:“是时,天下已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

秦始皇在南征岭南的过程中,化大量的战国高人和战国商人子孙作为“七科谪“的对象,谪戍至商品经济极度落后的岭南地区;这些商人的到来,不仅使得岭南出现了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局面;而且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把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积淀下来的先进的商业经济意识借助岭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和“以舟辑为食”的优势,得以在海内外发扬光大,并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     

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路沟通了我国岭南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岭南地区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对于研究汉代中西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玻璃珠饰是岭南汉墓出土器物中最为典型的一类。本工作对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的玻璃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化学成分和器型风格,对玻璃珠饰的产地来源进行了探讨,进一步阐明了汉代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之间的交流。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西交流提供了确凿可信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汉代中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北京地区出土墓券与券台特点研究

墓券信仰自东汉时期从洛阳地区发生并向周边扩散传播。魏晋以后,不仅中原地区,甚至西北、西南、江南、岭南地区都受到了影响。北宋政府曾官方刊行过《地理新书》,其中明确了从皇帝、官员,到百姓葬仪中墓券使用的具体规则。直到近代,福建等地仍存在使用墓券的习俗。但北京地区从东汉至辽代之前一直不曾发现与此有关的任何文献记载和地下考古发现,直到辽代开始出现墓券,元代开始出现券台。搜罗北京地区已发表的有关52方墓券(含51方买地券与1方镇墓文)与30座券台的资料,并对其特点进行初步归纳分析,以期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丧葬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历史研究有所助益。     

由广州南越王墓所见文化遗存透视岭南文化变迁

南越文化的成长,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结果。随着南越文化的发展,其文明不断向外播布,从而带动了整个岭南地区文明程度的提高。从历史上看,南越王国对岭南开发有着阶段性的意义。这一切,都可以在广州南越王墓所出土的文物中找到佐证。     

甘青宁地区传统村落的初步研究

甘青宁地区是传统村落和乡土建筑研究相对薄弱的地区。本文基于该区域15个村落的初步调查发现,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村落,甘青宁地区的重要特点在于游牧、农耕两种生产方式的混杂。由于商业和宗教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商业建筑和庙宇建筑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并常常决定了整个村落的布局。另外由于游牧民族的大范围迁徙,甘青宁地区乡土建筑融合了中原、西域以及北方游牧民族三种建筑文化传统,造成了当地多样的建筑形态。通过上述框架,本文不仅解释了甘青宁地区纷繁多样的建筑和村落形态的成因,还揭示了这一地区村落与欧洲中世纪城镇的相似之处,指出了其世界意义。     

广西历史沿革述略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边题,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份,早就有人类居住。自秦汉以后,引进中原地区先进文化,使之日益发展,从此以后,广西在我国政治、军事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历代的演变,形成当今广西的行政区域范围。据考古的发现,在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地区就有“柳江人”、“麒麟山人”的古人类在此活动,劳动繁衍,是岭南原始居民,他们创造和发展原始文化。到唐虞时代,虞舜曾出巡南方,传递中原文化到岭南,这时,广西地域称为荆州南微之地。商周时代,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较发达。居住在广西地域上的“骆越”…     

两广青铜钺初论

先秦时期,在今广东、广西地区,流行一种形制独特的青铜钺。这种铜钺的上端皆作楔形空銎,腰部形态独特,刃或平或弧,富于变化。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铜钺明显不同,同毗邻的云南地区流行的铜钺亦有着明显的差异,是岭南土著青铜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由于这类铜钺主要发现于广东、广西地区,而且数量多,分布广,形式多样,风格独特,故可称为"两广青铜钺"。     

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

"秦所通越道"包括驰道、"新道"两次修建的南岭峤道;两汉武帝元鼎间、光武帝建武间、章帝永初间、灵帝熹平间五次新修和改建南岭交通,开创了岭南与内地联系的新格局。其交通的开发为维护大一统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维护岭南边疆的安定起到了安全保障。岭南的珠玑、玳瑁等饰物;翠羽、孔雀、能言鸟(鹦鹉)、白鹇等珍禽;犀象等奇兽;以及异香、美木、异果等物品,北方的缯帛等,往来于南岭南北。而交通的开发,也在促进岭南地区的城市、社会、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汉武帝对北方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

秦末农民战争时期,中原地区烽火连天,北边防务基本处于崩溃、瘫痪状态.匈奴方面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之下,迅速向汉地扩张,中原地区的汉武帝在秉承汉初七十年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之上,对匈奴实施了有力的回击,占据了对北方地区的统治权.在秦始皇开发北方地区的基础之上,武帝时期推行一系列措施,对北方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经营,对这一地区的生态、经济及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