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     

贵州文化品牌——水东文化

<正>贵州特色的文化品牌,除了黔西安顺六盘水夜郎文化外,以古代四大土司文化为最典型,其中黔西北水西文化以电视剧《奢香夫人》热播而闻名遐迩,黔北播州文化由于海龙囤申遗而日渐知名,而黔东北思州文化和黔中水东文化至今仍鲜为人知。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地区,历史上为水东宋氏辖地,从唐代到明代,其辖制地域包括了今鸭池河以东贵阳市及黔南州龙里、贵定、惠水、长顺及安顺市平坝县一带。水东文化是水东各族人民千余年间共同创造的物质     

水东宋氏遗迹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公元620-1630年)长期先后统治以蛮州(今开阳)和贵州(今贵阳)为中心的水东地区(今鸭池河以东贵阳地区,并一度包括龙里、贵定及惠水县地),明代又称为宣慰宋氏或洪边宋氏。水东宋氏在统治水东地区的千余年间,对早期贵州经济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拟就已发现的水东宋氏遗迹,并结合有关史籍作简要考述。     

明代贵州书院教育略论

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教学形式,不但在学问研究上填补了官学留下的空白,更以其自由独立的学术风气培养了大批人才。贵州在明代建省,在政治经济有了较好的基础以后,文化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书院教育呈现出鼎盛之势,并因应贵州省情而别具特色,书院的发展也对贵州地域文化贡献颇大,提高了士人文化水平,丰富了地方文化内涵。     

贵阳城区的水东文化遗迹

贵阳城区作为水东文化形成地,南宋至明初（1210—1424）又是水东宋氏统治中心,在宋氏统治水东千余年间留下了众多水东文化遗迹,现仍存有唐宋元明时期的地名、古遗址和古建筑等水东文化遗迹多处。     

水东宋氏述略

贵州有水东、水西之称,据考始于宋朝末年彝族额果濮贤以鸭池河为界,分为水东、水西两个部分。明初,水东、水西仍以鸭池河为分界,河西属安氏、河东属宋氏管辖。洪武五年(1372),元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顺元宣抚使罗氏与同知宋氏蒙古歹入附,明王朝仍让他们以宣慰、同知原官世袭,赐蒙古歹名钦。宋钦的夫人叫刘淑贞,非常贤惠。幼时曾读书,深明事理,除了操持家务、抚育儿女,还辅助宋钦处理公务。刘淑贞是贵州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她胆识超群。明洪武初年,贵州都督马烨(人称“马阎王”),“启衅立功”,以达到其“代以流官”、“郡县其地”、邀功朝…     

论唐代渤海国的教育形式

渤海国作为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其教育形式也与唐朝的教育形式基本相同。渤海国教育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同时还有派人赴唐朝接受教育等。其官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私学有私塾与家学之别。教育极大地加速了渤海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原先进文化及思想的北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渤海人迅速地接受了中原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及宗教民俗文化。     

贵阳(青岩)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开发研究

随着"文化旅游"的兴起,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商品更能引起旅游者追寻人文历史体验心理下的购买热情。研究贵阳(青岩)特色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与保护,将能填补贵州文化旅游商品的空白,促进贵州旅游的高品质发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紧密结合。笔者通过分析青岩古镇文化旅游商品开发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能促进贵州文化旅游的发展,并为贵州其他地区相关旅游商品的开发提供参考模式。     

迁客流官 书风大盛——明代贵州书法谈之一

正自元明起,中央势力在黔地逐步渗入,贵州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日益加强。自洪武年间大军西来,军屯兴起,贵州开始了大移民时期。其后的改土归流,亦使无数省外饱学之士进入贵州为官,无论是调任的还是谪迁的,他们在贵州的文化活动对于贵州书法产生了巨大影响。     

浅析春秋战国时期官僚阶层兴起的原因

官学的衰落导致了学术下移和私学的兴起,从而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使士阶层逐渐形成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富国强兵和防范亲贵、任用布衣的社会潮流又为士人进入政治领域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官僚阶层开始兴起。     

明代水西安氏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水西土司地处贵州西北部,作为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在明代达到最盛。明代水西土司与周边的播州土司、水东土司等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地位和资源的争夺。在中央王朝的调控下,水西土司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研究水西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对于更好地研究贵州地区民族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论清代内务府官学——以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为中心

康熙年间清廷首创景山官学,奠定了内务府初级教育的基石。自雍正年间咸安宫官学成立以后,内务府官学在原有初级教育之外,分化出了进修教育的功能;至乾隆初年,又逐渐向精英化教育演进。但总体而言,这种办学思路却没能使内务府官学成为人才济济之所。尽管如此,清代的内务府官学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使他们淡化了旗籍观念,增强了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体现了清代八旗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书院:读书人的文化遗产

书院是中国古代士人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整合传统的官学、私学以及佛道宗教教育制度的长处,创造并日渐完善的一种全新的既与官学、私学相联系,又独立于官学与私学的独特的学校制度。自唐宋尤其是宋代以降,它和官学、私学,以鼎立之势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并促进其繁荣和发展。近代,它又以开放之势接纳西方学校制度与先进的科技知识,成为连接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桥梁,几乎独立承担起贯通中国教育血脉的重任。千余年来,书院文化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马头寨有关重要史迹略考

位于贵阳市开阳县永丰布依族苗族乡的马头寨古建筑群,是布依族文化与汉文化互相交融的典型,也是水东宋氏土司统治黔中布依族聚居杂居区达千余年的历史见证。本文通过对马头寨直接有关的几处重要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察、研究,力图挖掘马头寨深刻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封建教育制度在贵州的形成和发展

秦汉以后,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往日益增多,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族文化逐渐传入,黔境开始出现了学校教育。东汉时,尹珍外出求学,学成后回家乡办学,是为本地教育的先驱。唐宋时,今贵州的正安、遵义、沿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官学和书院。元代,今贵州地域分属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建有顺元路儒学及蔺州儒学,普定路也“立学校,明礼义”的记载。但总的看来,元代以前的今贵州地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落后,加上分属各省,无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未能在这里全面系统地推行。历史上虽有办学的点滴记载,但数量很少,且时兴时废,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贵州教育史上,明代是封建教育制度确定的重要时期,清代前期基本上沿袭明制,一直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封建教育制度始逐渐被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所代替。     

金代经史书籍的出版与民族文化认同

金朝统治者效仿辽宋,主要推崇和宣扬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推动了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兴盛。其中,开设汉人科举与女真进士科,设立中央与地方官学及女真学校是影响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主要因素。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的认同是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根本动因,同时经史书籍的出版也巩固了金统治者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对推进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承发挥了积极作用。     

晚清国子监衰微与满祭酒盛昱退隐

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历来为统治者重视。到了晚清,国家的内忧外患导致国子监出现“颓废已久,迄难振作”。宗室盛昱是唯一参与振兴晚清国子监的满祭酒,但也因经费短缺、胥吏贪腐、师生堕落、对中外文化的反思和国势命运的无奈而弃官归乡。一位满族祭酒虽对官学、国家绝望而归,但其所撰《八旗文经》,却为保存、传承本民族文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迁客流官书风大盛

自元明起,中央势力在黔地逐步渗入,贵州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日益加强。自洪武年间大军西来,军屯兴起,贵州开始了大移民时期。其后的改土归流,亦使无数省外饱学之士进入贵州为官,无论是调任的还是谪迁的,他们在贵州的文化活动对于贵州书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历史文献有了更多关于书法家的记载。然而,以纸绢为载体的书法墨迹能够保存到今天的非常少,现在本省的公私书画收藏中,还未发现明代贵州流传下来的墨迹,全国各地博物馆中也仅有少量的明代黔籍人物的书画存藏。但是,流传下来的各类石上镌刻的书法,却能让我们一睹其中一些书法家的艺术风采,对他们的作品有一个直观的感性认识。     

贵州出土宋代钱币浅析

两宋时期,今贵州地域的钱币流通情况,受制于文献匮乏,以往学界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笔者尝试通过对考古出土贵州宋代钱币进行分析,进而研究两宋时期今贵州地域的钱币流通情况。现阶段贵州出土宋代钱币包含铜钱、铁钱和银锭三种,出土地主要集中在贵州北部、中部和东部,用途有流通、厌胜、铜原料和装饰四种,使用者既包括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杨氏、田氏,又包含受汉文化影响相对较浅的水东宋氏统治区内地方民族。     

“女子何足贵，姑姪羡班家”——简论贵州遵义郑淑昭的闺阁诗创作

贵州遵义沙滩文化达到了贵州地区有清一代的文化高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及文化传统，对后学之人产生重大影响。而女诗人郑淑昭的创作别开生面，清新自然，在贵州诗坛中属于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