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秦川

李锐来电话告诉我,秦川走了。老朋友又少了一个!我觉得很难受。太突然了!不到半个月之前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那天他来晚了,坐在另一桌。我走过去打招呼,说:“首长,你今天迟到了。”他也称我首长,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这样开玩笑的。这样的亲密,只有一次引起了旁人的好奇。那是1980年冬审判江青的旁听席上,我比秦川后到,照样这么打招呼。王光美坐在我们前一排,都是熟人,她回过头来笑着问道:“怎么你们,到底谁是谁的首长呢?”我说:“当然他是我的首长。”我告诉她,50年代初期,我们同在中宣部宣传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我们是…     

堆龙德庆，长长的岁月难忘却（续）

哲蚌古寺闭门排练县农民演出队组建后,一直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排练和住宿的地方,后来县里出面联系,到西藏最大的喇嘛庙哲蚌寺排练。这座寺庙坐落在坚壁乌则山半腰,上山下山都不大方便,有利于演员们集中精力排练节目。从县里坐马车走了两个多小时,进入规模宏大的哲蚌寺区。这个寺庙我过去多次来过,1963年协助拍摄电影《农奴》,在这里呆了将近半个月。现在经过“文化革命”,部分喇嘛返回家乡,求     

文革中人民日报社的几次突发事件

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已经结束近30年。“往事依稀浑似梦”,那些疯狂的日日夜夜,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但我这个亲历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却不能把它忘却,当我提笔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往事不觉又一幕幕活生生地再现在我眼前。这里,我写的是自己亲历的几个片断。     

五七干校二三事

由1970年3月底被斗批改大队调入先遣组开赴汉南农场参加建校起,到1976年末奉调回市内分配新的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先后呆了6年多,从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到校长,几乎项项事情都做过。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

徐平羽同志去世十多年了。30年代,徐平羽在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抗战中去新四军,50年代在上海任市府秘书长。1955年反胡风,在整理的胡风材料中提到白丁,见报时先注“白丁,即徐平羽同志”,不久成书出版,改为“白丁,即徐平羽”,去掉了“同志”二字。徐平羽因胡风案牵连受审查一年多,1959年以后在上海任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后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     

邓小平在1975

1975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两年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这一年,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近距离较量,整顿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整顿的锋芒所指,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限于历史背景的局囿,整顿遭受挫折．然而,它却为粉碎“四人帮”,为三年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准备。     

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

2006是值得好好纪念和进一步反思的重要年头。40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30年前,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能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类似的灾难不会再发生？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把这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向前推进的大问题。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25年前耀邦总书记的鞭辟人里的一席谈话。     

赵尔陆含冤逝世真相

1967年2月2日凌晨,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这个时刻,人们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对我来说,却是个难以抹去记忆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刻给我带来了沉痛和惋惜,萦绕着我整整37年。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中共中     

我父亲厉无咎的“心疾”消除了

“三个多月来,时局骤变,可以肯定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打倒了四人帮,华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而中共人才辈出,应还有高人可望复出,果如此。我夫妻二人冤屈当得昭雪,我们名誉应能恢复……”这是我的父亲厉无咎于1977年2月20日写下的一段话。1996年,事隔近20年之后。,我在美国友人家中看到这封辗转香港寄出的信件,不禁潸然泪下。     

"文革"时期武汉大演革命现代戏

化大革命前夕,武汉市戏剧团体就普遍开展了排演革命现代戏的活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同志对艺工作作出批示,提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歌和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     

冤案不平拒不出狱的陆定一

1968年4月下旬,距离五一劳动节还有两天,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了牢狱的滋味。革命40多年了,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随时都准备进监狱,但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这次真的进了监狱了,不幸的是,他进的是共产党的监狱。     

“文革”中胡风不肯揭发周扬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之后,他的第三篇由向文艺界发难开始,进而全面开花指导当时“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巨制宏文”。     

我的院士大舅徐大懋

2002年10月26日,我乘旅游大巴直奔马鞍山市所辖当涂县的塘南镇。旅游大巴驶下芜宁公路之后,便淹没在一派清澄的秋景里了。当涂县是我国著名古县之一,建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自古以来事以文传,地因人重。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在这里留下了痕迹,如李白、苏东坡、陆游等。只是位于该县东南约25公里处的塘南镇,因地处偏远一直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正是这样一个小镇,却哺育出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位院士叫徐大懋,我妻子的大舅,我也叫大舅,一种不算太远也决不太近的亲戚关系。因了这层关系,我决定循着他的成长轨迹,探索一下取得这种成功的契机。…     

宣传艺术的极端异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画

在中国,宣传画用它特有的艺术语言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沧桑变迁。然而,作为一门重要的艺术形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画却没能保持艺术创作的原则要求,其在创作理念、形式内容等多个方面都明确显示出极端政治化的倾向。这一特殊时期,那些已经沦为政治符号的宣传画是对宣传艺术的极端异化。     

1966—1972年间毛泽东多次肯定邓小平的情况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这封来信写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     

书生之外的邓拓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写完了给北京市委和妻子的两份遗书,小心地放到枕头下,然后以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世,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罹难者。     

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

今年是刘少奇同志在“文革”中蒙冤辞世35周年。在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们仍然怀念刘少奇同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建树的功绩。我也回忆起24年前,参加到河南省郑州市迎取刘少奇同志骨灰工作的一些情节。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20多年来从未公开发表,现在公诸于众,作为对少奇同志逝世35周年的纪念。     

"文革"后改换国歌歌词始末

1978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提请五届人大会议讨论。这是继1949年北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阶段关于国歌歌词问题的议端再起。那时,有人认为田汉原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不符国情,而提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     

沧海横流显本色

往日读《冯雪峰评传》一书和《凝望雪峰》一文,冯雪峰和胡风在“文革”中没有对周扬落井下石的一则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一想起它,就仿佛有一种正义、豪迈、圣洁的旋律在心灵里不停地回荡。冯雪峰(1903-1976年)和胡风(1902-1985年),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又同是鲁迅先生十分信任的战友和学生,鲁迅革命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建国后,他们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饱尝了无数的屈辱和苦难。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降工资三级;胡风则被打成“胡…     

“文化大革命”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

中国化大革命,日本各界始终都十分关注。《朝日新闻》社等大众媒体的报道,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由于观点和立场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日本人的革观也是复杂多样的。有赞美支持,有批判否定,有理解的批判,也有指责中国理念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