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贵阳 迎接解放

1949年2月,江汉军区城工部派中共党员肖良汉和郑亚宇回原籍贵州,在省城贵阳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贵阳解放前夕散发文告3万份,保护贵阳;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当天,编印发行《解放快报》5万份。肖良汉在成都离休后,定居留学在美国工作的女儿肖彦处。肖良汉1995年7月30日,回国到了贵阳,首先到百花山肖文灿教授墓祭革命的父亲,接着到新添寨笔者家拜访,回顾其父掩护他在贵阳进行地下工作的情况,并查阅党史资料。     

党旗下的岁月

我祖籍江西,1915年7月生于贵阳,今年已是86岁了。我1936年12月入党,在党的旗帜下生活了65年。在新世纪之初,迎来党的80周年诞辰,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首先祝中国共产党万岁!祝祖国兴旺发达,国泰民安,同时,向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们致以深切的怀念。     

《贵阳文史》知识有奖竞赛在农村

本刊讯2009年2月8日,《贵阳文史》杂志在南明区永乐乡举办“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贵阳文史》杂志副总编辑介绍了“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与培育“多彩贵州文化”的意义。     

叶大年：我的贵阳教育情结

正今年我已进入八十老翁之列,回首往事,有十一年是在贵阳度过的,从1946年7月到1957年7月(其中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暂迁重庆)。这十一年正是我在贵阳接受基础教育的时期,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共念过四所学校,贵阳实验小学(即后来的南明小学)、贵阳扶轮小学(即铁路员工子弟学校)、贵阳二中(即今天的贵师大附中)和贵阳六中。这个时期的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6年,家父叶勉之调入湘桂黔铁路局都筑段工程     

我的贵阳情结

离开故乡贵阳旅居香港,已是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星移斗转,我对贵阳的思念却是与日俱增。贵阳和香港虽然相隔万水千山,可我和贵阳之间,却有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贵阳永远在我心中。 我的父亲孙序九先生,原是上海的一位工商界人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母亲从大上海撤离向西转移。一路上颠沛流     

血债难忘──回忆贵阳“二·四”轰炸前后

韶光如驹,几十年的光阴很快就过去了。回顾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时,我在志道小学读书,当时我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却目击了那场灾难,那些在惊恐中留下的记忆是极其深刻的。日机疯狂肆虐,弹落火起,贵阳的文物精华惨付一炬,数万难民,餐风露宿,哭声震天,惨不忍睹。正如《新华日报》所报导的：“今日敌机第二次袭筑,十一时半防空部发出警报,十二时,敌机十八架飞抵贵阳上空,在城内投下重磅炸弹、烧夷弹百余枚后,即向西逸去。下午一时,警报解除。全市的精华,付诸一炬,死伤约在五百人以上。文化机关;如省立民教馆、《革命日…     

忆罗有余同志

四十多年来,我远离家乡贵州遵义,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工作。往日家乡的许多情景,常留在我的记忆里,尤其是和我并肩战斗过的同志和朋友,他们的身世经历,音容笑貌,都还记忆犹新。一九八○年接到贵阳一位同志来信告知,贵州省博物馆的革命烈士展览,有罗有余同志的革命事迹,还有一     

贵州的革命元老——凌霄

凌霄,字汉舟,贵州贵定县城关镇人。晚清末年,凌霄考入贵阳陆军小学堂,在校期间,他参加了由张百麟等人发起的贵州的革命团体“自治学社”。1910年,凌霄毕业于贵阳陆军小学堂第三期,又于次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我的一中生涯

我初中、高中就读于贵阳中学,1950年,贵阳中学与其他学校合并组成贵阳一中,因而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中校友。某日,见《贵阳文史》征集一中校友文稿,遂激起了我中学时代的回忆。 两张毕业证书 从1906年的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到现在的贵阳一中,100多年来,各个阶段的学子对于母校都有自己难忘的记忆。我们这个班（贵阳中学初中第47期,接着是高中第32期）是个春季始业班,1944年3月入学时,学校还疏散在贵阳乌当的后所村;     

订正·质疑

数年前,由亲友辍转带来1982年毛月的《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读了李大光先生撰写的《原贵阳县见闻琐录》一文,其中“见闻数则之三”《张志韩被通缉的前因后果》一章,有些情节,与事实出入较大。大光先生的文章材料,得话传闻,有所差异,在所难免。我是当事人,并已93岁高龄,有责任将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提出订正和补充材料供史家参考。一、我于1927年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秘书长,系方声涛先生推荐,不是张贞推荐。方声涛先生是福建革命前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之兄。二、我与吴鼎昌不和,政见不合由来已久。吴鼎…     

贵阳卫校校史上的五个“六”

正2013年初冬的一天,我到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参加《贵阳政区大典》编委会召开的编辑工作会议。置身于宽敞优美的新校区,看着一幢幢现代风格的教学、科研大楼和学生公寓,不由想起我的母校即这所学校的前身——贵阳卫生学校。之后,我特意到位于贵阳次南门外花溪大道北段19号的贵阳卫校故地重游,所见已是面目全非,我读书期间的教学楼、实验室、礼堂、宿舍、篮球     

编读往来

原上海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原抗敌演剧第九队成员马夫《文史天地》收到了。这份刊物办得不错，有许多重要的革命史料，是前所未闻的。田汉在1944年末、45年初在贵阳时，据我记忆有一个阶段，他和安娥的生活很困难，住在一个用景片隔起来的房间里，墙（布景片）上曾贴着他的一首诗，诗曰“爷有新诗不济（救）贫，贵阳珠米桂为薪，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当时我们队在重庆，我不记得是谁到重庆告知我的，这首诗的内容我印象很深，其他具体情况因我当时不在贵阳就不够了解厂。田汉之子田海男您寄来的《文史天地》杂志收到了。读了您写的…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

现在,60年过去了。我和老伴走在贵阳的大街小巷．眼见从前满目疮痍的贵阳如今一切欣欣向荣,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抗日救亡中贵州“八一三”事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一九三六年二月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主要发动全民抗战,开展各种救亡活动。而“民先”贵阳地方队部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贵阳地方队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七月的短短三个月中,在贵阳开展了形式我样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些活动受到贵阳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却引起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内以陈惕庐为首的特务分子的仇视,加紧了镇压贵阳“民先”队部的步伐。     

黄齐生 以学校为阵地

1904年,由黄干夫、凌秋鹗及黄齐生等人创办的达德学校成为了贵阳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者和擎旗者。黄齐生更是以达德学校为阵地,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带领学生走上革命的道路。1918年3月,黄齐生率领贵阳达德学校的毕业生王若飞、刘方岳等20余人东渡日本留学,这一举动,也为王若飞在思想上埋下了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种子。     

“知我贵州 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答题表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2009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和贵阳、贵州解放六十周年。为普及历史和自然知识,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本刊特举办“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     

怀念熊蕴竹同志

熊蕴竹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1968年6月熊蕴竹同志被迫害致死,虽已过去20年,但回忆40前我与她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以及解放后多次在北京相见,她那热情和亲切待人的形象,使我深深地怀念着她。1939年,我在贵阳参加读新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营的书店)工作,熊蕴竹同志在贵阳     

难忘朱厚锟教授

虽然我没有在朱厚锟先生任校长的贵阳师范学校上过学,也未曾在大学课堂上听过朱先生讲课,但朱先生却是较长期对我有着重要影响的师尊之一。我永远忘不了朱先生。 1949年3至6月,我在贵阳师范学院教授会主办的“大学升学预备班”学习。6月尾,我们“预备班”的同学被允许与“先修班”的同学一起参加了提升考试,我的成绩上了提升贵阳师院本科的线,被提前录取为师院国文系(解放后改称“中文系”)的学生。当时     

文史情结——忆从读者到主编

我对《贵阳文史》是情有独钟的,从1986年由兴仁武装部转业至今,在贵阳市工商联工作8年,在市政协工作8年,两个单位工作时间整整16年了,在这16年里,我由一个爱好文史、党史学习和研究,分管工商联文史工作到直接担任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和《贵阳文史》这一公开发行刊物的主编,在《贵阳文史》创刊20周年之际,心情无经激动,有许多难忘的往事记在心头,至今记忆犹新。     

回忆西南革大

1950年7月6日我见到《新黔日报》上刊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贵阳分校(以下简称革大)招生的公告,非常高兴。即向罗安仁大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说了我的想法,他听后很高兴地说：“参加革命是好事,我给你写个介绍信。”我带上介绍信到当时的贵州团工委学生部,见到了负责人穆颖同志。穆亲自接待了我,并开出前往革大参加学习的介绍信。我就成为“革大”的一名学生。当晚,坐在明亮的电灯光下给兴义老家父母双亲寄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一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