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叶集》看《井真成墓志》中志文的共性与个性

《万叶集》是日本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和歌总集,其中收录了与日本遣唐使有关的二十二首和歌,成为我们研究《井真成基志》的珍贵资料。本文通过将《井真成墓志》与《万叶集》中相关和歌对读,可知《井真成基志》中的＂序＂可视为对遣唐使这一特殊群体的共性描述;＂铭＂可作为我们对井真成个性遭遇的分析。综合二者,对于呈现更为丰满的井真成形象将有所裨益。     

从出土文献看《诗经·墙有茨》“冓”字的训诂

关于《诗经·鄘风·墙有茨》中“冓”字的训诂,历来众说纷纭。但近年来不少有关“冓”字字形的古文字资料和上孔子诗论》的出土,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线索。从《诗经·墙有茨》形成时代“冓”字字形构造出发,结合上博简《孔子诗论》关于诗义的论述,可以判断“冓”字确应为“室”义。     

浅析《孟子》“仁义”思想中的“义”

孟子的思想是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纳入“义”,将“仁义”并举。为何孟子思想中多出了“义’,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了“义”,以及“艾”的内容是什么,本文从以上几个问题出发重点探讨《孟子》“仁义”中的“义”。     

《源氏物语》中物哀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源氏物语》是最具代表性,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巨蓍。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它创立了对后世日本民族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物哀”文学传统,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崛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系统阐述《源氏物语》“物哀”精神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旧题钟惺所作的《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掇拾诸家注解,杂考《诗经》名物的著作,亦是科举生态下的《诗》类应试之书。清代以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形成了“钟惺说”“质疑钟惺说”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梳理清代吴骞增补的《千顷堂书目》和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主的清代官方目录,辨析《诗经图史合考》“钟惺说”的来源和诸家之说中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结合拥万堂书坊标榜名人、剽剥他书等商业化出版特点,考察《诗经图史合考》与托名蔡清《四书图史合考》、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在编法体例与内容上的承袭关系,从而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并进一步探讨晚明《诗》学与商业出版和科举文化的互动关系。     

王筠《毛诗重言》述评

清儒王筠的《毛诗重言》是第一部系统专门整理与分析《诗经》重言的专著。该书体现的语言学思想主要有：第一,突破字形限制,采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重言与联绵词关系的再认识;第二,对“或体”“分别文”“累增字”等的看法。《毛诗重言》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对《毛诗》的重言的共时与历时研究有借鉴意义;第二,突破文字的局限,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方法;第三,下篇“单字即同重言者”有开创之功;第四,对《毛传》、《说文》中有疑议之处有所阐发。其局限在于：第一,拘泥于《说文》;第二,词义分析与重言分类有所不足。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源实朝和《金槐和歌集》

在摇曳多姿的日本和歌集中,《金槐和歌集》别具情趣。它清新妩媚,又不失豪迈质朴之风,是中世和歌文学中的一株奇花,自传世以来,便为历代歌人、学者所推重。近代俳向改革大家正冈子规赞誉它“有力量,有见识,有威势,不染时流,不媚世俗。”围绕着《金槐集》及其风格的形成,论家辈出,异说鼎立,这种局面,沿袭至今。     

“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考

“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是辛亥革命时期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印制的军用票券,但丁张弓良1982年出版的《中国军用钞票史略》、吴筹中和顾延培1986年出版的《辛亥革命货币》均未收录。笔者和马传德在编著《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时,先曾在《辛亥革命在广西图片集》等处找到该义饷凭单五元券的黑白图片,惟不够清晰。①后来日本收藏家江上龙先生特地提供了他本人所珍藏的义饷凭单五元券彩色复印件,供我们在书中披露,该券正面色彩鲜艳,与模糊的黑白图片感觉完全不同(插四)。一、《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对义饷凭单的考查该义饷凭单长160、宽95mm。…     

论戴震的《诗》学思想及治《诗》特点

戴震是清代研治《诗经》的大师,也是乾隆《诗经》考据学趋向繁荣的真正推动者。他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恪守汉儒之说;应用文字、音韵、训诂考定诗旨,使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他归纳文理,反对缘词生训,对理解诗旨有重要意义。他开创的以字音、转语、名物制度考察诗义的方法论原则,推动乾嘉考据学的良性发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郑樵《通志》义例对修志影响

郑樵为中国古代著名史志名家。他除撰有代表作《通志》外,还撰有专志9种。郑樵《通志》的精要在于义例。其义例可从全书义例和《二十略》义例两个层面去认识。纵观方志历史,郑樵《通志》全书义例和其中《二十略》义例皆对后世修志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     

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

朱熹《诗集传》自序是《诗经》序跋中重要的篇目,体现了《诗集传》的创作动机和“诗经宋学”的学术特质.《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并非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应在公元1177年《诗集解》成书以后,其时《诗集传》之创作思想亦已成熟;《诗集传》自序是朱熹专为《诗集传》所作,并非之前学者所认为的,是朱熹为《诗集解》创作的旧序.通过《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可见朱熹在诗经学根本问题上所持观点的特殊性.《诗集传》自序采用了“语录体”之体例进行创作,朱熹借助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文体,增强该书的学术影响.《诗集传》自序对宋代以后的《诗经》著述和版本之序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深远影响.     

释帛书易传《要》篇之“六府”、“五官”

帛书易传《要》篇所谓“六府”,当为“藏六物之税”之“六府”,所谓“五正”,当为“五官之长”。将“六府”解释为《淮南子·天文训》中所言“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六府”,“五正”解释成《鹖冠子》中的“神化”、“官治”、“教治”,“因治”,“事治”“五正”,皆与《要》篇之义不合,因而由这种解释推出的卦气说早在先秦已有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评介俵义文先生的新著——《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

今年2月27日,即在日本部科学省4月3日对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做出审查合格意见前一个月,俵义先生出版了他的新书——《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①这部专对日本的教科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现行教科书的“改恶”的原因,对右派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的活动及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中的责任等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这是日本进步学对日本历史,特别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冷静深刻的思考,也是声讨右翼势力掩盖侵略战争责任的行为的檄。     

印本时代与日本江户《诗经》传播

<正>日本《诗经》传播史上,《诗经》传播的载体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口头传播,比如师匠传给子弟,父亲传给儿子;有书面传播,例如加注了“道春点”、“文之点”、“安昌点”等不同训点的《诗经》注本,或是像朱子、古学、折衷考证等学派总结的各种读诗要领。传播目的也各不相同,或像释奠、进讲,面向特定场合、面对特定听众讲《诗》;或用之吟咏,陶冶情操,内化汉学涵养者;或以《诗》劝善惩恶,风化天下。江户亦然,传《诗》有着丰富的媒介和多样的方式。但与前代相比,江户特色最明显的,还是大量出版印刷的《诗经》书     

《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以下简称《外传》)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说解《诗经》著作,也是汉代今文诗学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部较为完整的著作。然据《隋书&;#183;经籍志》著录,此书隋唐之际,卷次增多,已非其旧,成为学界不解之谜。且自宋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此书“多记杂说．不专解《诗》”;“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甚至“无关于《诗》义”。这类否定《韩诗外传》说《诗》性质的观点渐被奉为权威,影响深远,以至《外传》一直不受《诗经》研究者的重视。对     

浅谈《诗经》音乐

《诗经》音乐,因记谱法出现的较晚而迟至唐代始有记载。继宋代文学家、音乐家赵彦肃所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之后,出现了元代文学家、音乐家熊朋耒《瑟谱》中的《关雎》等《诗经》乐谱;再后,又出现了清代出版的《诗经乐谱》与《诗经古谱》等。上述乐谱,也与歌词相一致地划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 《诗经》音乐中的“风”,多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所以也可称为“民间音乐”或“地方音乐”。由于我国古代各路诸侯自成一家,各据一方,所以,又可把这种“地方音乐” 叫做“国风”。由于“风”,多来自民间,又可说它是“土风”或“土乐”。郭沫若讲:“民歌民谣在古代称为‘风’。我     

《汉语大词典》“甚”释“责备”义商榷

《汉语大词典》“甚”释“责备”义商榷董莲池在使用《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过程中，偶然发现《大词典》在“甚”这一词目下释出一项“责备”义①，并为此义举了四条书证，第一条是《谷梁传·隐公元年》“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     

《诗经》研究史的新作——读张启成先生的《诗经研究史论稿》

张启成先生是我国名的诗经研究专家,在《诗经》研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潜心研究《诗经》数十年,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发表了有关《诗经》的论80余篇,出版专两部,即《诗经人门》和《诗经风雅项研究论稿》,这些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先生知识渊博,观察敏锐,既有很好的理论修养,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的作见解深刻,论证缜密,语言优美.     

读《<诗经全译>质疑》后

《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4期,刊有吴培德同志写的《〈诗经全译〉质疑》(以下简称《质疑》)。《诗经全译》是由袁愈荌同志译诗,由笔者注释。吴培德同志对这本书详细阅读,并指出所存在的问题。他对这本书的热心关注,笔者表示感谢。《诗经全译》是由袁愈荌同志和笔者两部《诗经》译注稿合并而成,译诗以袁愈荌同志书稿为主,注释以笔者的书稿为主。(见《诗经全译·出版说明》)在综合整理中,由于两稿裁并,不免各有取舍。虽旨在取二者之长,以臻完美,但两稿所采各家之说未尽一致,裁并中对差异之处,有的又疏于统一理顺,致注释上有注文与译诗前后照应不严、注文与译诗不调之处。就注释言,成书后笔者发现有的注文不符我的原意,曾寄望于今后的修订。这方面,应向读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