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时期青瓷俑的分类与社会生活

<正>2005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江宁上坊镇清理了一座孙吴时期的特大型墓葬。墓道前有近200平方米的墓地建筑遗存,墓葬长约31米,有墓道和墓室,墓室由封门墙、石门、甬道、前室和左右耳室、过道、后室和左右耳室构成,墓葬前还有长约326米的排水沟,为长江下游孙吴时期的第一大     

三国青瓷人顶灯

1970年湖北省宜昌一中1号墓出土。高33．5、上层盏径10．6、中层盘径12．7、下层盘径20．4厘米。整体由三层组成:下层为浅盘形灯座,底盘敞口,尖唇,浅斜壁,平底,中有一孔,内空。座中立人形圆柱,五官扁平,并刻出眉毛及胡子,细长的双臂作弧形擎托头顶的中层承盘。承盘敞口,     

三国青瓷人项灯

1970年湖北省宜昌一中1号墓出土。高33．5、上层盏径10．6、中层盘径12．7、下层盘径20．4厘米。整体由三层组成：下层为浅盘形灯座,底盘敞口,尖唇,浅斜壁,平底,中有一孔,内空。座中立人形圆柱,五官扁平,并刻出眉毛及胡子,细长的双臂作弧形擎托头顶的中层承盘。承盘敞口,浅壁,中竖圆柱,柱周堆贴绳索纹构成的菱格纹,菱格中点饰乳钉。柱顶为碗状灯盏,灯口微敛,[第一段]     

陕西省博物馆藏三国孙吴铜镜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丰富的历代铜镜中,唯三国时期铜镜为数甚少。现将在征集工作中收藏的这一时期神兽镜二件,介绍于后。这二件神兽镜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和铭文则有区别。大的一件是1971年在西安南郊出土,半圆形钮,圆钮座,直径15厘米,缘宽1.5厘米,边厚0.3厘米,镜面略呈弧形,为深绿色,已锈。镜背略有浅绿色锈斑,纹饰完整清楚。内区花纹以高浮雕四兽围绕五位踞座神人为主纹,其间以八个环状乳相隔,中区内圈为十二个凸起的铭文方枚,每枚上各铸四字阳文“吾作明镜、幽湅三商……其师命长。”方枚间置以十二个半     

杭州西湖发现三国孙吴铸钱遗物

1999年 1 2月 2 7日 ,根据杭州市政府的决定 ,对西湖 2 6 0万立方米的底泥开始进行疏浚。这次疏浚工程将使西湖平均水深达到2 1 5米① ,比 1 951— 1 959年那次浚湖平均水深 1 8米② 加深了 0 35米。 2 0 0 0年 5月初至7月上旬 ,杭州先后发现一批西湖疏浚工程中出土的铸钱遗物。有大泉五百泥范、铸芯、钱树和未铸成的大泉五百铜钱。据《泉志》“大泉五百”条 ,引《吴志》曰 :孙权“嘉禾五年 ( 2 36年 )春铸大钱 ,一当五百” ,发现的应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在杭州的铸钱遗物。钱范　 34块 ,泥质。分双面范和单面范两种。其中双面范 2 4块 ,…     

西晋青瓷胡人俑的初步研究

与秦汉时期不同,西晋时期东南沿海墓葬中出现的人物俑,几乎青一色为胡人俑。研究表明,这与汉晋时期社会大动荡、汉胡文化大融合、“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传播以及当时的丧葬礼俗均有密切的关系。     

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

1996年10月,湖南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的走马楼建筑工地的一座仓井中,发现了大量的竹木简牍。一年多来,已经陆续有若干相关的资料公布,本文拟对《长沙孙吴简牍考古大发现》(台北《历史月刊》1997年8月号)和《大音希声——浅谈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初步认识》(《中国书法》1998年1期)两文所刊三件文书作一粗浅的考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出土大批简牍,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随着整理工作的开展,部分简牍得以先行发表,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有的研究者已经撰文,对其中三件三国孙吴木牍进行了考证,解决了一些问题。同时,我与宋少华、罗新二先生也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三件木牍中的两件进行了解说。此外,我们还联名写过一篇文章,对木牍中涉及的个别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我们的文章,均属介绍性质,很多问题没有展开。现在,我拟对这三件木牍重新编排,并从程式、用语、性质以及定名等方面进行新的     

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长江防御体系

孙吴长江防线的形成,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下的产物。绵延几千里的长江防线,分别以上游的江陵,中游的武昌和下游的建业为中心,划分为三个防区。每个防区内部,又有若干重要的防御据点,这些防御据点,往往驻扎了为数不少的防卫部队,并且,孙吴还常派遣大将镇守。长江防线的构筑,使孙吴在经济、军事实力落后于曹魏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了数十年割据局面。但它的存在,也促成了江东君臣偏安一隅的心理,使他们降低了必要的警惕性,这也是孙吴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出土弩机铭文看三国孙吴世袭领兵制度

本结合有关史实,分析了孙吴弩机铭,论述了孙吴领兵制特点,并指出吴弩的督造。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所见孙吴的屯田制度

关于孙吴屯田制的史料,在现存有关文献中记载较少。《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的出版,不仅有印证某些文献记载的作用,而且能补充某些文献记载之不足。     

三国西晋青瓷堆塑罐的属性概述

绍兴等地出土过许多青瓷堆塑罐,这类器物的定名、文化内涵、宗教属性等问题历来都有争议,本文对此作了概述和补充说明,并支持佛教属性这一观点。     

《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评介

<正>作为简、纸交替时代数量最多的简牍群,具有重要价值的走马楼吴简却在近年遭到“冷遇”。不仅年度论文数量屈指可数,整体研究成果也不乐观。值此之际,徐畅《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一书的出版,无疑给吴简研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概括而言,该书主要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吴简文书学的基础研究。走马楼吴简出土25年来,陆续出版了吴简研究的学术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分别讨论吴简的簿籍、词汇、     

跪射俑、立射俑新说

《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指出:“跪式背弓俑二十四件,在第一单元的T_(10)出土.这个探方包括南北两个东西向过洞,每个过洞各有身高约1.2米面东跪式背弓武士俑两行,每行六件,出土时多数完整.这批俑的姿态完全相同,右膝着地,左腿蹲曲,身和首向左方倾斜,两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上下作握弓状(弓形竖立,弓弦在俑背后).……在两过洞中清理出大量铜镞,俑旁并发现腐朽的木弓遗迹和少数铜剑鞘头等,证明这批武士俑原持有弓箭和铜剑.”     

杂技俑

正北魏。高20-26厘米。2000年大同市曹夫楼村出土。这组彩绘陶俑正中一人正在做一种叫缘橦的表演。深目高鼻的胡人,伫立仰首,额正中有圆孔插入木棍,两个小孩子在木棍上做惊险表演。其余6人环绕着表演者,或聚精会神地观赏,或鼓掌喝彩。中国杂技源远流长,至迟在春秋时已有多种表演项目。西汉开始兴盛,并大量吸收外来表演形式,节目更丰富,技巧更高     

陶僧俑

此俑通高23厘米,1959年安阳市北郊隋张盛墓出土,现藏河南省博物馆。僧的形象生动逼真,剃去头发胡须,额部皱纹明显,身披袈裟,衣褶分明。右手持物,物已残,左手托带,双足着靴,直立于方座之上。出土时僧衣上原涂有黄、绿、红、黑各种色颜,今已脱落。其仪态肃穆,似在参拜神佛,面目露出极其虔诚的表情。张盛,字永兴,南阳白水(今南阳县)人,官拜征虏将军、中散大丈,死于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正月十五日,翌年十一月十八日埋葬。墓内同出僧俑两件,比俑较大,迄今所知,是随葬品中最早出现的僧人形象。当时门僧制度的盛行,世家豪族,可以任意驱使私度或家中供养的僧     

从桃花山唐墓出土的青瓷俑看唐初的服饰和音乐制度

本通过对湖南桃花山唐墓出土的54件青瓷俑的分析,结合已有考古发掘成果与历史献相互印证,反映了唐代初年在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各种化兼收并蓄,社会习俗发生了急剧变化,服饰和音乐制度亦在承袭前代基础上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了唐初特有的开放浪漫风格：衣着开放,胡服盛行,女着男装,并出现汉胡服饰相互结合的新的服饰款式一窄袖短襦下束宽大博广的长裙,农服上开始以钮扣装饰;汉胡乐器在乐队中同时出现,且数量上相互抗衡。墓中出土的伎乐俑是一支演奏“龟兹乐”的官府乐队俑,属坐部伎范畴,是唐代初年“燕乐”发展与繁荣的实物见证。     

汉晋胡俑发微

一、出土胡俑综述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南方出土了大批汉晋时期的胡俑.这些胡俑有铜质,陶质和瓷质的.汉代胡俑主要出土于广西、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三国西晋胡俑则在浙江、江苏两省出土较多,并以浙江东北部最为密集.现依时代早晚分别加以叙述.     

唐代说唱俑

在《汉唐丝绸之路文物展》中,有一组造型生动的唐代红陶说唱俑(图一),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