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印章初探

正吐蕃使用印章在汉、藏文献及金石材料中早有零星记载,但真正引起学界注意则是因为敦煌古藏文卷子上发现的印记[1]。但限于材料和研究视角,目前学界对吐蕃印章的研究还局限于功用和传世印章的考察~([2]),对吐蕃印章的类型、特点及渊源等问题认识不足。鉴于此,本文拟从文物考古的角度对目前已明确的吐蕃印章和印痕进行分析,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材料就吐蕃印章进行初步研究。一吐蕃印章文物的发现     

羊胛骨 《夏查那违约赔偿契书·董布卜辞祈文》 都兰热水23号墓出土的古藏文胛骨释读

正羊胛骨作为藏民族一种非常古老的传播工具和书写材料,在吐蕃时期,用羊胛骨占卜吉凶的书写文本已非常成熟,行文于吐蕃时期的敦煌出土法藏PT1047号《吐蕃羊骨卜辞》和英藏ITJ763号《羊胛骨卜》古藏文写本是一篇成系统的羊胛骨占卜文书,具有吐蕃官方已经规范化的卜辞公文特征。诸如此类书写有古藏文的羊胛骨,在新疆若羌以及青海省乌兰县等     

P·T·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

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书中汇集了王尧、陈践二位先生从法国《敦煌吐蕃文书选集》一、二两辑中所选译的藏文文献,并收有译者的考释文字。把敦煌所出的古藏文文书译为汉文,以利于更多的研究者阅读和研究,这是我国学术界共同的愿望。《文献选》的出版,标志着这个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而这个进展是与王尧、陈践二位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观音经卷看吐蕃观音信仰

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记载,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十六篇有关观音的经文.这些经文中有显宗经文,也有密宗陀罗尼明咒文,有些经文名称与藏文《大藏经》中的藏文佛经的名称完全相同.此文通过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观音经卷内容分析比较,探讨吐蕃观音信仰形态特征.     

西藏洛扎吐蕃摩崖石刻与吐蕃墓地的调查与研究

西藏山南洛扎吐蕃墓地是一处未见文献记载的吐蕃王国时期的大型墓地,在墓地附近发现有两处古藏文摩崖石刻,属吐蕃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存。本文在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综合以往研究成果,重新释读了石刻的内容。同时,对石刻保存现状、吐蕃墓地与石刻之间的相互关系、洛扎吐蕃墓地与石刻所反映的吐蕃盟誓制度及其墓地营葬规制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从吐蕃碑文和简牍看吐蕃职官制度的差异

吐蕃时期的资料从文献载体上大致可分为碑文、写本、简牍等文献,资料大致分两类,出土于吐蕃本土即传统的卫藏地区的文献、和出土于吐蕃控制的敦煌、新疆、米兰等西域的写本和简牍。相对而言,由于写本数量比较庞大、篇幅长、内容复杂,所以笔者就把敦煌藏文文献这一部分给刨除去了,所依据的资料是吐蕃时期的碑文文献和简牍文献,通过分析和比较出现于这两类文献中的官职名称,来看吐蕃王朝在吐蕃本土和吐蕃在向东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新控制的地区实行的职官制度的区别,笔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比较两类文献,来看吐蕃实行的官职体系,笔者认为没有被碑文记载的一些官职体系对我们研究和认识作为吐蕃时期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     

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

正著名藏学学者陈庆英对"西藏"一词的来历进行研究考证说,今天汉文中的"西藏"(藏文为"bodljong")一词,是指西藏自治区(藏文为"bod-ra ngsk yong-ljong"),简称为西藏。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则可追述到1300年前。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兴起,统一青藏高原大部,所以唐代汉文典籍用"吐蕃"来称呼吐蕃王朝,同时     

敦煌藏文密宗经典《白伞盖经》初探

<白伞盖经>是藏传佛教中十分重视的密宗经典,最早译自于吐蕃时代.目前,发现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白伞盖经>有两种译本;后弘期编纂的藏文<大藏经>中有四种译本,本文重点对<甘珠尔>中的各译本之间及与敦煌本之间进行了比对,分析相互之间的关联.同时,通过解读<白伞盖经>的内容,探讨<白伞盖经>之所以受到吐蕃社会重视的原因.     

新疆米兰出土的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释

本文刊布并汉译了一件出土于南疆米兰的古藏文文书,将其与敦煌文书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以及藏文历史文献《贤者喜宴》进行对比研究,可见其记录的吐蕃告身种类之多,弥足珍贵,是研究唐代吐蕃职官制度以及藏汉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古老神奇的藏医火灸疗法

古老神奇的藏医火灸疗法容铁火灸疗法是藏医临床普遍使用的一种外科治疗手段。由于它操作简单,见效快,尤其是对西藏高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具有特效,所以至今仍在藏区厂泛使用。中央民族大学古藏文研究专家罗秉芬先生曾经在《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火灸疗法”的研究》一文...     

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及其校经目录

佛教自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弃宗弄赞617-650年)时期正式传入吐蕃,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娑悉笼腊赞,755-797年)执政后,兴佛是吐蕃王朝的国策;佛教成为吐蕃的全民宗教.带着弘法、译经的远大抱负,吐蕃僧人管·法成,不畏艰险,长途跋涉来到敦煌.敦煌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东西方佛教传播中理想的交通位置,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敦煌的佛教事业.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文献,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藏汉文化的使者、大翻译家、大校阅师的卓越功绩.本文将对法成身世作一简单论述,并列出甘肃藏敦煌吐蕃文献中法成校经目录.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小议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与吐蕃王朝对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规定密切相关,有助于学界深化对吐蕃告身制度特别是授予对象的理解,也可以了解整个王朝时期对僧侣所授告身的阶段性变化,并最终取消对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历史发展过程。     

吐蕃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组合图像研究

毗卢遮那是吐蕃时期最流行的佛教信仰和造像题材之一,共有四种图像组合方式。其中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的组合最为典型,目前可以确认的图像共有6组。排列方式为毗卢遮那居中,八大菩萨分列左右两侧,这也是吐蕃时期相近组合造像的基本排列原则。吐蕃时期,毗卢遮那和八大菩萨作为组合独立出现的文献依据是吐蕃密教经典。通过对相关密教经典与文献的分析可知,敦煌以及西藏东部、青海地区吐蕃时期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组合图像应当直接受到了敦煌古藏文写卷P.T.7a、P.T.108等与毗卢遮那崇拜有关的密教经典的影响。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考

墓主族属与身份是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研究争议最大,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本文从最新考古发掘的2018血渭一号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入手进行考察,认为2018血渭一号墓是吐蕃化的吐谷浑王陵,根据墓葬树轮测年和出土印章,并结合敦煌本藏文文献,进行分析认为,墓主是吐蕃赤德祖赞时期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其母后是689年嫁给吐谷浑王的赞蒙墀邦。     

吐蕃尚论沿革研究

“尚”和“论”是吐蕃王朝两类来源不同的高中级官员,本文主要依据藏文史料分别就其历史沿革做了系统探讨,认为论主要来自一般贵族,尚来自吐蕃赞普母系亲属,二者是吐蕃官僚机构中的主要成员。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考

<正>墓主族属与身份是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研究争议最大,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本文从最新考古发掘的2018血渭一号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入手进行考察,认为2018血渭一号墓是吐蕃化的吐谷浑王陵,根据墓葬树轮测年和出土印章,并结合敦煌本藏文文献,进行分析认为,墓主是吐蕃赤德祖赞时期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其母后是689年嫁给吐谷浑王的赞蒙墀邦。     

试析《吐蕃兵律》的产生年代

《吐蕃兵律》形制古旧、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是一件出自敦煌蕃占时期,或自敦煌流传至西藏阿里地区的古藏文文献,是目前所见历史最早、内容最具体、篇幅最长的吐蕃时期的军事文书,为研究吐蕃借鉴唐朝军事制度等提供了新材料。“战时禁止损毁佛殿等律例”的作用在于作战时期尽力保护佛教圣物,此律的颁布与吐蕃统治者倡扬佛法、遵奉佛教的历史息息相关。“琼(■)和库隆(■)的律例”中记载的人物信息可为写卷断代提供依据,“幻化王”为墀都松赞普,称其为祖父者为赤松德赞。文章通过分析这两类典型律例,认为《吐蕃兵律》极有可能是在赤松德赞时期制定,并以法定文书格式颁布。     

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

公元七世纪初,在青藏高原上兴起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吐蕃为了扩张势力,从公元六七○年前后至八世纪后叶与唐朝进行了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争夺西域四镇(龟兹、于阆,焉耆、疏勒)的战争,其结果导致了吐蕃对包括于阗在内的西域很多地区的达半个世纪(八世纪后叶至九世纪中叶)的占领。在吐蕃统治于阗的几十年中,吐蕃与于阗在各方面关系十分密切。藏族的政治、文化、语言、经济等对于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于阗的佛教和佛教僧人对吐蕃本土的佛教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藏文文献记载颇多,可以说是史不绝书。     

藏传佛教的学制与学位

一、学经与学历制度的形成 1、学历制的形成 公元七世纪,依照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旨意,圣才土米桑布扎创制了藏文,并把藏文第一个敬教授给了赞普。从此,开创了各个学科的书面教学。继而,兴盛了天竺的大乘师二胜六严之五部论的教学,并逐步完善了学经及学厉资格制度。吐蕃时期最早的也较完善的     

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

《甘珠尔》是藏文bkah·hgyur(以下凡引用藏文处均用拉丁文注音转写)的汉文音译,其意为"佛之教诫译本",相当于汉译佛经"经、律、论三藏"中的"经"和"律"。公元八世纪中期,吐蕃的佛经译师们即已开始汇集各种佛典的藏文译本,并编了三本目录(现仅存一部)。十三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