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舰队”和人民公社

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回国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这时苏联人也对“大跃进”议论纷纷,赫鲁晓夫也公开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译东立即把这一切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可能从莫斯科取回了什久“经”来,于是大为不悦。     

反对个人崇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苏联的改造和建设、对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甚至对国家的存在都作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在他领导下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严重错误和挫折,也甚为世人所痛心疾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问题所造成的恶果且不待说。20年代中期以后,斯大林把党内不同意见分歧变成为“党内斗争”;到30年代初又变成为对“不可调和的敌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30年代后期更变成为“识别”和消灭     

周恩来处理“立三问题”始末

1930年7月,由于李立三“左”的路线错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惨杀,周恩来从莫斯科赶回来,孰料匡救国家于危难,却遭非难,危殆中,他的沉毅挽救了中国的大局。受命回国1930年8月中旬,一列从德国到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正奔驰在苏联的广袤大地上。车厢里,坐着一     

“社教”运动与苏联模式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了较大的分歧。中方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对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并把这种改革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同时,为“反修防修”和防止“和平演变”,     

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反应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受到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苏联于最近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当时莫洛托夫坚决反对,认为加快增加肉类和牛奶的产量,会把整个生产计划打乱,吃亏的将是重工业。     

评赫鲁晓夫“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

苏联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它对苏联社会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苏联有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这种急于过渡的思想在战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理论,把苏联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冒进倾向发展到顶峰。赫鲁晓夫在1961年曾向全世界明确宣布苏联将于1980年基本实现共产主义。2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赫鲁晓夫的预言已成为神话。今天,重新探讨赫鲁晓夫“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从中吸取教训,对我们今后更准确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去世68年后,斯大林成“被告”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生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他似乎预见到了自己去世60多年后,还会有人翻出历史的旧账,变着法儿把他和老部下、时任苏联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打成“被告”。     

中共江苏“二大”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和发展

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中共中央,是以一九三○年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为标志的。但是,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却决不是从六月十一日决议才开始的。以前,党史界一般都认为,一九三○年春夏,李立三在党内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把共产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

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来看,集中体现于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由于八大仍把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规定为党要继续实现的任务,这就使当年的探索没能摆脱苏联模式的框架,探索也因此中断以至逆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邓小平首先从社会主义模式的角度提出问题,全党才得以摆脱苏联模式的理论和框架的影响,从而逐步摸索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     

苏联轰动一时的“驸马案”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使世人瞠目结舌。“卫星上了天,红旗却落地”,探究其原因,众说纷纭：“斯大林体制僵化说”、“历史积弊说”、“西方和平演变说”等莫衷一是。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党和政府自身的腐败严重,而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透视当年苏联轰动一时的“驸马案”,不难看出苏共政治腐败之一斑。     

灭“四害”，郭沫若写诗咒麻雀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     

李先念在“新兵营”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定左支队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左支队遂迁到迪化东门外的一座营房里,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取消,编制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共有成员420人。     

古代部落战争研究——战争的起源和演变新探

过去,大凡在报刊上写的,教师在课堂上讲的,无一不云战争是在私有财产和阶级出现之后才有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常有不少的同志就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命题当成战争概念的定义来应用。笔者认为,这种传统说法并不可靠。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不是先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之     

“诺维科夫报告”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外交政策

1946年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撰写了一份题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这份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判断,对冷战爆发前的苏联对外政策产生了某种影响作用。中外学术界对这份报告颇为关注,本文认为如果把诺维科夫报告视为苏联在战后初期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同凯南的“八千字长电报”相提并论是不确切的。     

“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命运如何?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许多人担心“全球化”将消灭文化的特色,把全世界都笼罩在灰蒙蒙的“全球文化”之下,正好像灰蒙蒙的天空笼罩了大地,多元文化的斑斓色泽全都失去光彩。 不过我认为这种担心是过分了,今天适逢新千年开始,也是元旦之日,因此不妨可先从“千年”(millenium)这     

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几点思考

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中,学术界有“联邦制变形”之说,并把这种“变形”看成是苏联民族问题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认为,对“联邦制变形”问题的讨论不应局限在“变形”的表现和后果上,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苏联联邦制创立的历史条件与初衷、自身的特点与缺陷,以及联邦制变形的原因。     

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4年1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从1934年10月起,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被迫离开瑞金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     

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经济”的若干问题

一 研究苏联早期的“富农”问题,首先必须回答:这时所说的“富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含义?其社会经济地位究竟如何? “富农”(КУЛАК)一词的传统含义为“吝啬鬼”,本来没有什么标准。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始于民粹派。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民粹派中分化出来后把这一概念引入马列主义文     

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

鉴于当前“大清洗”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和官方公布的汇总统计资料的缺陷,不宜把苏联和俄罗斯官方公布的“大清洗”受害者数字绝对化,认为是官方公布的,就绝对准确,而应当把这些官方数字同目前俄罗斯学者研究统计的结果加以对照,尔后才能做出较为切合实际的判断。而且只有在明了苏联犯人管理机构和整个复杂的惩罚机制的基础上,对有关“大清洗”的若干主要概念、用语加以澄清,弄清中、俄两国学术界关于“政治迫害”话语内涵的差别,并对双方学术话语加以对比和严格区分,建立中国人便于理解的学术话语体系,同时也把苏联“大清洗”这一历史事件和它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尾各个阶段的时间概念搞清楚,才能为认识和研究“大清洗”提供必要的前提。     

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

搞清苏联“大清洗”问题必须依据俄罗斯权威部门档案材料。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出于清算“斯大林集权体制罪行”的目的,各自单独统计的大清洗和苏联时期判刑政治犯人数,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值;根据最新材料,其中既有被枉杀的无辜,也有该镇压的罪犯。研究大清洗问题,既要看到“破坏法制、伤及无辜”对苏联社会稳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也要看到在苏联解体中竭力夸大大清洗数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