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论政治合法性的存在意义

以往学者们对政治合法性意义的研究多是关注它对于政治系统的意义。然而,既然政治合法性是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民众关系的评价,那么这个关系如何既关涉政治系统,也关涉社会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而言,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稳定和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就政治合法性的社会意义而言,民众通过对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不断追问,可以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改善自身的权益状况。     

德谟斯提尼的修辞策略与雅典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

在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中,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利用这一主题,他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公民大会场合的政治商议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这种塑造的关键在于它诉诸于希腊城邦体制的某些根本原则,其作用很可能是通过引导民众以一致的行动者角色参与公民大会的商议活动,让这些原则得到真切的认识与理解,使之体现在民众的政治行为之中,从而对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发挥一定程度的实际影响。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政治博弈与省籍矛盾——以婺源回皖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民国时期婺源返皖运动(1934—1947年)是由于婺源行政改隶江西引发的请愿运动,由于本次事件引发的政治抗议运动折射出多种面相: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社会精英普通民众之间的政治博弈,由于文化、治安、风俗习惯、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婺源民众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使婺源重回安徽。这个事件中,婺源民众以徽州文化及其代言人朱熹为号召,发起四次政治抗议运动,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婺源改隶江西损害了婺源民众特别是婺源茶商的切身利益,婺源茶商与茶农成为运动的主力军。     

修己与治人之间——汉代翕然考

本文探讨儒家经典中的“修己治人”论在汉代何以能够实现。当位居政治上层的人物致力於“修己”,显示出了只要是人就应该具备的姿态时,受到感化的民众於是对此模仿,力求奋发向上。本文针对被感化一方的主体性契机,对上述现象产生的逻辑进行了考察。切入点置於反映民众主体性的“翕然”一词之上,指出民泉具有的立志从善之心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行为下得到觉醒,民来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不善,而“翕然”正是用来形容这一连串心理动态的词汇。汉代教化政治中的“治人”是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下觉醒的民众从主体上开始向善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民国初期新疆民众社会心态的重构：传统与近代之间

辛亥革命引发了新疆社会的政治变迁,这种政治变迁对新疆民众的内在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并在当时民众的社会心态的转变上得以彰显和印证。民国初期新疆民众传统社会心态的近代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的解体。     

抗战时期张治中民众动员思想初探

民众动员反映的是政治主导和社会大众双方围绕一个政治目标而发生的动员和参与关系。在抗战时期民众动员主要表现为中国政府调动民众积极参加抗战。     

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

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韩〕金希教２０世纪初,以义和团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为代表的清末民众运动,反映了中国政治格局的一些显著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众社会和民众民族主义,是民众的反抗扼制了列强的殖民化过程。一近代民众社会...     

从政治词汇的解读看俄罗斯民心取向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每天都会出现大量陌生的西式政治词汇,如交易所、经纪人、代理人以及（资产阶级）的省长、议长、市长等。时隔15年后,新词产生的规模与频率已经不像15年前那样明显。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中心、俄罗斯列瓦达调查中心等著名的民调中心,近两年在全俄范围内对民众对政治词汇的看法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十几年来俄罗斯民众对待某些政治词汇的态度变化丝毫不亚于俄罗斯社会的变迁。虽然俄罗斯民众对待同一个政治词汇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政治词汇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民心取向。     

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概念的再认识

“资本主义”一词是当今国际社会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无论是普通民众、政治活动家、还是社会科学工作,都先验地存在着这样的概念。由于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原两极对立关系,强化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性,于是,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出于自身利益,坚持并力求证明自己的制度、信仰及其生活方式的完美性和正确性。     

从时政谚谣看唐代民众的政治参与

史籍里记载了不少唐代谚谣,其中大多为时政谚谣,从这些时政谚谣里可以看出唐代尽管仍然是传统的封建社会,即等级制度,专制皇权,但这一时期,统治者不再把民众看成是被动的接受者,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提高.民众不但用谚谣的形式表达他们对政治的关注,而且开始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关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思考

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家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意识,掩盖了日本和平力量的积极努力而引起的。与日本社会和平力量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政治判断十分必要。历史记忆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因此导致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而且容易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主要的方式应是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具体问题,从学术研究的高度为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依据,促进在不同层面建立对话的话语体系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责任。     

论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

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盛行,成为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与中世纪早期相比,晚期的圣徒崇拜已发生了一些变化,民众已经开始关注到自己,具有了自我取向与现实取向。这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个人主义”倾向,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英国民众的精神力量也在发展。     

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政治与世界观培训”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统治——以纳粹党培训总局为中心

1933—1945年,纳粹党培训总局是第三帝国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进行"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的重要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培训总局主要着力塑造纳粹党党员干部队伍具有军事化色彩的"政治作风",普及纳粹党世界观的基础知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从而通过各级培训部门选拔出一支符合纳粹意识形态要求的干部后备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培训总局组织的"政治与世界观培训"扩大了培训范围和内容,将纳粹党党员干部打造成民众日常生活的"布道者",使民众奉行所谓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理想,以达到监视与操控战时德国前线与后方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为此,纳粹党培训总局实施了各类特别培训,涉及民众节庆活动、国防军与德国侨民等方面。在纳粹党的构想中,"宣传"主要是一种公开煽动民众情绪的短时媒体手段,"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则是一种作用时段较长、主要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的特殊意识形态控制工具,其为宣传活动奠定认识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回应性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程中,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日臻科学、合理、有效,政府、社会、民众多方良性互动逐步建构明晰,权力与权力的边界日渐厘清、有序的系统动态过程。扩大民众有序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为公民制度化参与提供了组织架构、机制资源。回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众政治参与双重需求,新时代统一战线应进一步拓展包容性,深化协商性,强化整合性。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辨

济南惨案后国民党领导了各地民众的反日运动,但这种领导是被迫而为之的。国民党中央考虑,与其放纵民气,使善于发动民众的中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或因压抑民众致使民心丧尽,不如把反日运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反日运动的前期,国民党对各地反日运动有所协助,但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济案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方的压迫以及对国内局势变化的考虑,终于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打压了下去。国民党中央应对反日运动的手法粗糙,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其反帝立场已大为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