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上)

1932年“一·二八刀淞沪战役后召开了由中日双方军事代表及中立国英、美、法、意驻华武官参加的军事停战谈判会议,就停战区域,中日双方驻兵区域及毗连地区之划分等问题进行了紧张激烈的谈判。虽然谈判结果是以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而告结束,但中方谈判代表依然在交涉中对日方所提的许多无理要求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关于这次停战谈判的纪录对研究“一二八”之役及当时中日关系与各“中立国”对事变的态度均具价值,特自本馆所藏“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档案全宗中选编此组史料刊布,以飨读者。文中所有英文注释均为钱金保所译,各件标题亦为原件所有,特此说明。     

一杯咖啡智取日本绝密情报

1936年9月,因为“成都事件”（1936年8月,成都人民为反对日本在成都强行设领事馆,而自发殴毙两个日本人）,中日双方重开外交谈判。日本企图借此机会压迫南京接受“广田三原则”（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提出,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     

“桐工作”辨析

日军攻占武汉、广州之后,急于向中国方面“诱和”,展开所谓“桐工作”。双方曾在港澳多次秘密会谈。就中方说来,这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许多中方意见都是假的。而日方香港机关负责人为了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巨头会谈”,也曾谦词卑态,巧言相,哄骗中方。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逐渐认识到日方的“欺诱”和“儿戏滑稽”,主张“严拒”,同时下令审查参与谈判的军统人员张治平,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没有立即关闭和日方的秘密谈判之门。     

“这里没有李鸿章”——邓小平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

“这里没有李鸿章”——邓小平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齐鹏飞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是在“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得以充分展现。一波三折的中英外交谈判由“山...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

孔祥熙在抗战期间曾指导和主持过多次中日秘密谈判,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对于谈判情况,孔祥熙有保留地向蒋介石作过汇报,但是,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蒋介石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杀无赦”等言辞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他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     

十世班禅终生难忘的一天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生前曾多次说过：“1951年4月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为参加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与协商,这一天,十世班禅第一次从青海老家来到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由于周恩来的倡导,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过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时毛泽东对谈判曾表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以求“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在周恩来的劝阻下,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这次谈判为抗战胜利后的毛泽东、蒋介石重庆谈判作了铺垫。请看《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一文。     

左手无奈 右手伤害

收到他的短信:“我在谈判。”心头一颤,赶紧回道:“那不和你多说了,先这样吧。”他又发过来:“结果会告诉你。”一道刺眼的闪电掠过,紧接着惊雷炸响,雨从四面八方灌过来。我在雨后面,呆若木鸡。我知道他和谁在谈判,在谈什么———那是一桩千古的公案———他爱上了我,我爱上了他,而她依然爱着他。我无法形容我此刻的感受,也许这场“谈判”比我料想的来得要快得多,我还没有作好准备去承受———既不知道如何承担谈判的过程,也不知道如何接受谈判的结果。我们真的没有任何踏出原有生活轨迹、去和别人交叉在一起的预谋,所有一切都不在我们掌控…     

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抗美援朝记者组

朝鲜停战谈判从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０日开始,持续两年之久,创两军停战谈判史的世界之最。五项谈判议程中,又以战俘遣返问题,斗争最为尖锐、激烈,持续时间为５４０多个日夜。 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交战双方在停止战斗后,应无条件地遣返对方战俘。但美军和李承晚认为俘获的战俘数量多于朝中方面,“奇货可居”,便蓄意制造借口,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谈判开始他们就提出“一对一交换”、“同等数量交换”等无理要求,在遭到我方痛加驳斥后,美、韩、台特务机构又与军方勾结,在战俘营中制造恐怖活动,打出“不强迫遣返”、“在自愿…     

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的“紫石英”号事件,可被视为英国炮舰外交在中国的彻底终结。但是,这一事件却未必是炮舰外交的产物。英国此时既无在中国推行炮舰外交的实力,也无推行炮舰外交的故意。事件发生后,经过数日的观察分析,中英双方都得出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的正确判断。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却历尽艰难。一开始双方在谈判级别和谈判内容上便分歧严重,纠缠了很长时间。究其原因,要害乃在于英方是否准备对事件做出道歉。6月下旬,中共做出一定让步,谈判出现一丝曙光,但这一曙光转瞬即逝。尽管英方曾为谈判解决事件继续做出一些努力和尝试,但由于它拒绝认错,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无奈之中,英国人选择了乘黑夜逃遁的下策。以往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史实讹误,需加以订正。从史料来看,英国政府绝无在谈判中正式认错道歉的可能,英舰的逃跑倒是为僵持不下的谈判做出了另类的了结。     

1952年台北和议中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逃脱战争赔偿

从根本上说,二次大战结束后盟国放弃对日索赔．是出于美国的决策．而于1951年9月由旧金山和会乒式决定的。1952年日本在与国民党政府举行的台北和议中,则进一步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状况逃脱战争赔偿。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约,一个因素就是盘算到国民党政府“无权请求赔偿”,故而可以逃脱战争赔偿责任。和议开始,日方规避和平条约的实质．也是为逃脱赔偿。谈判中日方拒绝条约中写进中国享受旧金山和约最惠国待遇和服务赔偿两项条款。国民党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谈判双方接近达成协议后,日方又变卦,推翻已表示接受的条款。日本利用国民党政府急于要抢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签约的心理,拖延时间,逼迫对手接受自己的方案．终于得逞。和约本文“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习五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     

赎救张辉瓒,一次流产的国共谈判

张辉瓒这个名字,对粗知毛泽东诗词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蒋介石所倚重的这个“王牌师长”自从落入红军之手后,一场围绕赎救张辉瓒的谈判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而张的结局却在阴差阳错中背离了中共领导人的初衷。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1970-1972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CSSCI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建立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谈判直到1970年才取得显著进展。史料表明,英国政府对美国态度的顾虑、在谈判中采取的刻意拖延和文本设陷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两面政策,导致了中英建交谈判的曲折多变。在重启建交谈判后将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最终使英国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最终宣告破产。     

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

天津谈判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事件,也是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战和问题上的第一次摇摆。但迄今为止,对天津谈判的研究仍属寥寥,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在禁烟运动中态度强硬的道光何以同意与英军谈判、采取“羁縻”政策?就性质来说,这种“羁縻”是否就是妥协投降?确立这一政策,道光与琦善等人各起了什么作用?“羁縻”政策对后来的战局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总体对外方针的研究,从而对清政府如何由抵抗转向投降作出科学的说明。     

蒋经国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

1945年,中苏两国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了长达数月之密商与谈判。宋子文在谈判中虽然身居要职,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反而职位不高的蒋经国成为中苏谈判之关键人物。蒋经国是最早与苏方密商条约之中方代表,正式谈判时又密会斯大林等人,为蒋介石传递各方信息,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决策性建议,力谏蒋介石签订盟约。蒋经国在谈判中的重要角色既是其特殊身份使然,亦是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中采用“双重代表”方式的结果。     

周恩来、顾祝同的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就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开始派代表进行正式谈判。经过历时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国共两党最终捐弃前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与合作。此文介绍顾祝同与周恩来的西安谈判。１９３７年１月初,国民党多次电邀周恩来去南京谈判。由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毛泽东等担心周恩来去南京后会成为张学良第二,因此在１月初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随后,蒋介石指派于２月９日进驻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     

重庆国民政府与1941年的美日妥协谈判

1941年,美、日两国政府举行了绵延八个多月的妥协谈判,史称“远东慕尼黑”。由于这一谈判与中国抗战的前途及国民政府的命运休戚相关,重庆当局为影响和阻滞美日妥协、推动两国走向战争对抗而苦心孤诣,倾注了心血。那末,重庆政府是怎样对美日谈判施加外交影响的?它阻遏美日谈判的潜在动机又是什么?这场“无形战争”对中国抗战及战时中美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一次高级会晤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突然约见周恩来。周恩来乘车到达蒋的公馆后,蒋介石问:“恩来,最近延安有无来电?”周恩来说:“有,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深愿与张文白(即张治中)、刘为章谈判,寻找解决的途径。”蒋介石说:“张文白暂时不在重庆,周内可返,军事问题可与刘为章先谈。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如此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须好好解决。”接着,蒋介石又说:“我一周后将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