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礼仪之争传入欧洲后,引起法国知识菁英的广泛关注。孟德斯鸠至迟自1713年起就关注礼仪之争,但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是冷眼旁观。他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国的绝大多数主要著作,还曾与来自中国的黄嘉略和自中国返回欧洲的傅圣泽进行长谈,从阅读和谈话中汲取了大量的信息,作出了对礼仪之争的解读。他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中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是北洋军阀同南方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重大举动。此举始终牵掣于北南双方各派系之争。就北方来说,尤其牵掣于直皖之争。直系力借议和排斥皖系,皖系则对议和力图抵制。最后,在南北双方都缺少诚意的情况下,议和破裂。徐树铮是当时纵横捭阖的人物。本文专门研究他与议和的关系,研究他对议和的认识、破     

浅议地方志书对历史名人故里之争应有的科学态度

名人故里之争的背后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志书在记述名人故里之争时可以参考以下方法：1．列出所要记述的名人与当地有关的证据即可,不做绝对的肯定性结论;2．对争议较大的名人故里的记述,不在篇目上以特别高的正规层次出现,可以用附在相关章下的形式出现,或在附录中出现;3．对其他地方对同一名人鼓里的各种不同表述,可以脚注的方法随文标出以示区别。     

《徐文长文集》与《徐文长三集》的读者之争及其版本问题

本文通过考察《文集》与《三集》在万历后期的读者之争,得出了关于其版本关系及版本优劣的以下几个结论：1．二集在万历后期的读者之争中形成了互动的版本关系。2．钟氏《文集》最终压倒《三集》而成为最流行的版本,靠的不只是袁评,还有许多诸如定位得当等方面的自身优势。3.《文集》袁评是否出于伪托,目前尚无有力的证据,当以存疑为是。4．商氏《三集》忽视市场因素,定位失当,其在与《文集》的读者之争中一败再败,有其自身原因,大可不必迁怒《文集》。5．万历47年修改重印25卷本非残本,乃是商氏有意推出的两个“新”版本之一。     

退休后的王安石

王安石是个十足的悲剧人物。他有矫世变俗之志,却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他曾经抱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苦用心,力排众议,不惧流言,推行新法。结果呢,变法没有取得成功,却在熙丰政见之争中,彻底败下阵来。     

慈禧太后与戊戌变法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慈禧太后时往往习惯于认为:慈禧是顽固派,且是最大的顽固派,慈禧与光绪百日维新期间之争是维新守旧之争,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是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派系之争、权力之争。这些观点值得商榷,慈禧不是顽固派,慈光百日维新期间之争不是维新守旧之争,而是变法方式、变法速度之争;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不仅仅是夺权,更重要的是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稳定。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风暴之外的阎焱

雷士照明之争,让投资人阎焱从幕后走上了前台,这位有着“中国VC教父”之称的投资人从事风险投资业19年了。此前,他的职业是飞机设计工程师、社会学学者、世界银行研究员,此外他还是研究外交政策的博士     

汉初韩诗与齐诗廷辩索考

汉景帝刘启时．汉廷发生的汤、武受命之争实际上是韩诗与齐诗之间的学术之争。经考证,黄生属韩诗学派,所谓有孝景“不任儒”,其原因是齐诗学派与韩诗学派在汉廷问的学术争论触及到了汉家统治的敏感问题,孰是孰非难以裁定,故景帝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     

清代诚斋诗学与唐宋诗之争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甚丰而风格别树一帜,他受到同代人赏识,却不见重於元明两代,到清代更是屡受恶评。在当时诗学的唐宋诗之争中,诚斋诗往往不容於双方。直至清末,才受到同光诗人的推尊。本文通过梳理清代诚斋诗在唐宋诗之争中的各期发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诗人的诚斋诗观,指出夏敬观是清代第一个全面肯定诚斋诗的学者,杨万里的诗史地位最终因同光派而得以确立。     

北洋政府政制的变乱及有关问题

北洋政府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８）是中国现代政制史上制度变动最混乱、最频繁、最无常的时期。体制由西方引进移植来的民主共和制初息变为复辟之帝制,再忽变为“变异”的“再造”共和制,终忽变为执政府和军政府的独裁制;国家元首由总统忽到皇帝,再忽到总统,再忽到执政,再忽到大元帅;政府由责任内阁制总为总统制,又忽为帝制,又忽为责任内阁制,又忽为元首独裁制;国会成立了被解散,而后又成立,而后再被解散;总统之争,帝制之争,内阁之争,府院之争,国会之争,法统之争,约法之争,宪法之争,地盘之争,南北之争,在短短的…     

诠释与辩护: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基督徒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基督教常常与"中国礼仪之争"相关联,而"中国礼仪之争"又一直与孔庙密切相关。在震惊中外的礼仪之争洪流中,中国基督徒积极参与了这场辩论,并努力为中国传统的敬孔祭祖礼仪的合法性积极辩护。本文将从中国基督徒的角度出发,展现其在礼仪之争中的活动情况。     

略论甲午战争中的主战与主和

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和战之争的问题近年来颇为史学界所注目,特别是战争期间主战与主和的对立往往和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斗争相关联,因而对争论的性质也产生不同看法：或认为其实质是要不要反对日本侵略,要不要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的斗争,说是底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或认为帝后党之争虽属爱国与卖国之争的性质,但也包含着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因素。还有论者认为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并非贯穿于甲午战争始终,前者并非始终主战．后者亦非始终主和,考察和战问题应该划分阶段。也有人提出帝党主战不一定绝对正确,后党主和也不一定绝对错误…     

陈次升与新旧党争

新旧党争是宋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朋党之争。陈次升是北宋时期著名大臣,历仕三朝,三居言职,经历了由躲避党争到主动参与党争的转变。他与新旧两党官员联系密切,同情元祐党人,名列“元祐党籍碑”。他重视理财,提倡仁政,在地方任职时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     

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坛上一极大事件，论者多矣。但牛李两派的分野究竟是缘于科举与门第之争、士庶之争、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抑或是经术与辞章之争呢？因其历时既久，所关涉人物又多，故迄今为止，仍歧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唐史研究界亦成了一个长期争鸣不休的焦点...     

略论刘璈其人其事

刘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依靠团练逐步踏入从政之路,从台州府一直到台湾兵备道兼学政,他重视教育,重视军事建设,但也为历史留下"二刘之争"不好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他一生忠心耿耿为朝廷尽力,兢兢为民业业办事,尽职尽责经略台湾,为历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康熙晚年一怒废太子

《康熙大帝》《雍正王朝》《李卫当官》等历史剧中都有一个重要情节：康熙晚年废太子胤礽。胤礽的主要罪状是结党营私,勾结地方,贪赃枉法,秽乱宫闱,图谋政变等等,所以他在康熙晚年诸皇子的帝位之争中被淘汰出局理所应当,大快人心。     

靖任秋: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

靖能成功"卧底",也得益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靖的经历,确实充满传奇。靖任秋(1905-1996)江苏铜山人。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北伐战争。从1931年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他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在十多年里,始终处于国民党特务搜捕、监视、圈套之中,明谋暗算,无间无常,斗智斗勇,屡历险境。然而,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靖任秋还能     

“哄抢”之后的冷思考

故里之争,频现公众视线,逐渐演变成一道浮躁的创效益时代的独特＂风景线＂。故里之争再起风声,炎帝故里又成为各省市势在必得的＂香饽饽＂。相比不久前的西门庆故里、李白故里、大小乔等文化名人的故里之争,这次炎帝之争可谓花大手笔,＂重金＂争抢故里＂正牌＂之称。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东晋“荆扬之争”,不仅是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更是东晋守国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结果。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派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但同时不得不大力强化雍州,以适应新的“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因此,随着荆扬之争的解决,雍荆之争或雍扬之争又出现。这表明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