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必须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两手抓”的方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内容。而加强纪检监察工作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纪检、监察工作与经济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必须重视和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将其贯彻到整个工作的全过程中,并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一、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当前,腐败现象仍很严重,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违法金额达千万…     

略论官僚、清官、公仆——历史上的“官”意识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它在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就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对于构成国家机器的人,即“官”员,人们也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探讨。在古代世界,中国的吏制尤为完整,系统,选拔官吏就有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察吏也颇讲究,象唐太宗凌烟阁故事已传为佳话。外国亦然,近代的公务员制度是西方政治近代化的创造。吏制向来为人们     

“十大政策”与“硕果仅存”——陕甘根据地的发展之道

正习近平同志视察庆阳革命老区时指出:"对南梁的革命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要突出两点:一是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二是这块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我们要加强研究"。陕甘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何以具有"硕果仅存"的独特历史     

宪官 史官 言官——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三套马车”及其比较

<正>监督制约是政治的本能,是一切政治制度设计之要义。中国古代监督制度是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制度体系而言,有这样"三套马车":宪官——古代监察官员的一般称谓;史官——古代记录历史的官员;言官——古代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宪官"掌察",以法律和上命为依据,监察百官,执行法纪,又称察官、监官;史官"掌史",以"经得起历史检验"为准绳,记录国家大政和统治者言行,褒贬得失,以史制君;言官"掌言",以"庙堂舆论监督"为职任,规谏帝王,纠劾百司,又称谏官。     

“文明冲突”，还是种族主义？——试析法国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

自20世纪60年代北非穆斯林大规模移民到法国以来,法国政府坚持以“共和模式”为标志的移民政策,促使穆斯林移民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然而,由于经常与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习俗“纠缠不休”,“共和模式”成为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瓶颈”;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歧视与偏见,使得“共和模式”面临破产的境地。在新的形势下,法国的“共和模式”和穆斯林移民政策应该与时俱进。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共容、共融、共荣——“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高峰论坛”的总结与反思

文化遗产的内生矛盾属性决定了文化遗产与旅游的二元矛盾结构,但遗产的资源与价值属性又决定了其与旅游的依赖关系。随着文化遗产与旅游关系的不断发展演变,文化遗产与旅游部门正逐渐形成共识:文化遗产是旅游的资源基础,旅游推动文化遗产社会价值实现;文化遗产需要不断创新利用形式,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文化遗产与旅游部门双方也要创新合作路径与合作机制;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要尊重社区的文化与利益,保障文化的多元性,保障多方平等介入;地方政府要及时有效对商业化进行干预,对遗产旅游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对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游客体验质量进行有效管理。     

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

1990年代以来,在大陆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开始遭到舶自美国汉学界之“中国中心观”潮流日益强劲的挑战和冲击。这一挑战,固然是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反动,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但其最终结果既非唯物史观的复原,亦非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确立,而是逐渐走上了另一种新教条主义的道路。这种局面,并不仅是中国学者对“中国中心观”教条式运用的产物,同时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推演扩展的必然结果。本文力图从这一理论自身潜在的逻辑矛盾着手,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读,以期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讨论。     

隆武政权的中兴战略及其破灭——关于隆武“兵发五路”收复南京计划的研究

隆武政权在南明诸政权中最有作为并最具中兴胆略。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不仅制定了系统的中兴战略 ,而且千方百计付诸实施。可惜 ,这一战略内受制于闭关自守、画地为牢的福建地方实权派郑芝龙 ,外遭到相对强大的清军全力攻击 ,最终在双重压力下宣告失败     

文学的真实性“真实”在哪里？——文学、新闻真实性之比较

文学和新闻都讲求真实,它们都源于生活,都是客观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反应。众所周知,真实是新闻的生活,同样,真实对文学作品同样重要。但二者的真实性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本文着重通过结合具体事例,将新闻的真实性与文学的真实性进行对比,进而探讨文学真实性的独特之处。     

美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

美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顾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一贯采取了“遏制并孤立”（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中国的政策。１９６６年３月８日至３０日间,美国参议院对外...     

“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致性——纪念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发表十周年

本通过阐述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致性,进而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知一知二之间畅谈艺术品的内在造诣——“陈鸣远”款紫砂壶、粉彩将军罐、龙泉窑瓷器、陨石

<正>"陈鸣远"款仿古树根紫砂壶该壶形制独特,质地细腻如玉,以菱角凸出,形成了点、线、面的完美结合,壶嘴自壶身胥出自然,流行的造型做工精细,流嘴浑然,出水顺畅;壶把与壶身上下相连,圈把端庄有型,执握称手;壶身所刻纹饰,制作得灵动逼真,并且底部刻有"陈鸣远"款识,深深地吸引着人们。(图1)     

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学变动取向的学理认知。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记述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只有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出现。     

清朝前期客家人“过番”的内在动力——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社会及其对外关系研究

一般认为,客家人只是到了近代才进人大量的海外移民时期。刘佐泉说：“对于客家人来说,除了西方殖民者的武力掠夺人口的‘猪仔’、‘契约华工’、‘赊欠单工’外,还有宋末元初闽粤两地抗元失败和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移居海外的。”他在此所列举的关于客家人的海外移民史实便忽略了清朝前期。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

称名与不称名,在西周春秋以来的日常交往中体现和确认交往双方地位的尊卑高下。春秋以后则出现了通过“策名委质”将隶属关系固定化的做法,用以建立稳定的统属关系。后代出现的百官“名籍”与战国时产生的普遍户籍制度均有类似的作用与意义。基于此,百姓又以“名”为媒介建立了与不同性质的“物”的责任关系:“物勒工名”体现了工匠、监造官吏对器物质量的责任关系;“名田宅”体现了“农”对系于其名下的田地负有的向官府交纳赋税、服役的责任;官文书上的署名包含了有关官吏所承担的性质不同的责任;从而搭建起帝国中君—臣(民)—物的基本关系构架。分析人“名”如何使用,有助于从内在脉络认识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     

一次“直接过渡”尝试的失败及其教训——评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农业政策

在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对农业采取“直接过渡”的做法,其结果将会是怎样呢?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例可以给人们提供答案。 这个新生政权创建于1919年3月21日,它高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旗帜,为匈牙利人民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但是这个国家“四面受敌,被打得折臂断脚……,终于在反革     

宋代的孤幼检校政策及其执行——兼论南宋的“女合得男之半”

孤幼不仅存在抚育的问题,逻有财产辽侵夺的危机。汉唐政府没有把照顾孤幼视为政府的责任,直到宋代,才有专门针对孤幼生活与财产的制度设计。孤幼检校法有保障孤幼生活,与保全其财产的作用。儿女分产法是专为分配孤幼家产而立的新法。前者只要有宗亲族人愿意抚育孤幼,国家就不强制执行该法。後者源自张咏的判例,是由男子承分中拨出部分作为孤幼的生活费,而调整男、女的财产比例,遂出现“女合得男之半”的特别法。但《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引儿女分产法极为筒略,实际运用上有模糊空间,又可能与父系成员的利益发生冲突,所以该法只见於南宋,往後便不再行用。     

从“诵古文”、“南游”“北涉”到“仕为郎中”——司马迁生年及其与当时儒林关系的再探索

《史记·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北涉汶泗;……于是迁仕为郎中。”司马迁这段青少年时代的自述,连用了“则”、“而”和“于是”三个连接词,表明了他早期生活经历中的三个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十岁”和“二十”两个年次,恰好标志了他生活旅途中的两块里程碑。从这些转折点和里程碑,联系到当时的历史事件、仕进制度,特别是儒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对司马迁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了解,而且对于探讨久悬不决的生年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线索。试分别论述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