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论抗战时期罗尔纲的清代兵制研究

罗尔纲对于清代兵制有着深厚的治学功底,所著《湘军新志》与《绿营兵志》在清代兵制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历史贡献。《绿营兵志》论述了绿营制度的源流、建制沿革和衰落的历史过程,为世人呈现了全面、系统、完整的清代绿营制度。《湘军新志》则对湘军的创立与演进、首领与兵将、制度与营建、饷章与饷源、招募与遣撤、训练与选拔、战术与战绩、起源与解散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与论述。     

细数黔军抗战——齐赤军与黔军抗战史研究

今年9月，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贵州草鞋兵》引起熊源先生的注意，打来电话，希望笔者介绍一下齐赤军研究抗战史的情况。遗憾的是，齐赤军没有等到新书面世，今年7月4日．因车祸，在睡梦中悄悄地走了。作为本书合作撰写者的笔者应该向读者说明。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与县制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创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以加强对县政的控制。从法理层面上看,专署与县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行政监控、人事监控、财政监控、行政统筹、政治沟通、直接的军警领导权诸方面;从现实层面上看,专署与驻在县及辖区其他县的关系不同,专员权力的大小因专员和各个县长的资历、能力、背景、个性的不同而呈现其差异性。此制的建立,是国民政府完善官僚层级、重建国家权威的尝试,然而受派系、地缘、血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的法制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司马彪《战略》与《兵记》关系管窥——以著录和引用为中心

司马彪所撰兵书《战略》和《兵记》不见于今,清人黄奭《汉学堂知足斋丛书·子史钩沉》专门辑有司马彪《战略》一卷。然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材料进行梳理与考辨的基础上,认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八卷本《兵记》或为单行《战略》,二十卷本《兵记》为《战略》与《兵记》的合集,《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十二卷本《兵记》为单行《兵记》。从现存佚文来看,《战略》与《兵记》当成书于司马彪泰始中任秘书郎之后,系从众多史籍中钩稽史料缀集而成,内容多为军中实例而非单纯理论,故二书具有浓厚的史学色彩,这与司马彪史学家的身份密不可分。另外,《晋书·司马彪传》言及彪之著述,唯独不载撰写《战略》或《兵记》一事,主要是由于《晋书》编修者将其列于史学家之列而非皇族之列,刻意彰显司马彪的史学家身份与成就而对其他方面的成就有所取舍。     

“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明末张献忠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

农民战争是长时期、结构性地影响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重大因素之一。不过在传统社会正史修撰中,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很多农民军（其实其原先身份并非一定是农民,还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下层民众甚至知识分子）被视为“贼”、“寇”,被认为是社会祸乱之源。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开启了“史界革命”、“新史学”之先声。     

《周颂·有瞽》与周初乐制改革

西周初年的制礼作乐,经历了一个从因袭先王之乐到创制新乐的过程。因袭先王之乐的过程,可见于《逸周书世俘篇》;创制新乐的成绩,则见于《诗经周颂有瞽》。通过两篇文献的对比研究,可以清晰了解周初乐制改革的情况。     

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问题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

明治二十年代,以反对明治政府的条约改正案为契机,在日本兴起了一股反对极端欧化政策、主张保持日本国民性的思潮。陆羯南便是这股思潮中一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在其所主持的《日本》等报纸上,陆羯南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了其所宣扬的国民主义的基本主张、宗旨等问题,呼吁日本国民在摄取欧美文明时,应该坚持日本的自主性,有选择地进行西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最初的十年间,北平原有的政治、军事功能持续弱化,城市经济陷入低迷,只有文化功能得到凸显。凭借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深厚的学术思想资源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北平在一种比较安宁的状态中孕育了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这里聚集着多所国内一流高校与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国立、私立与教会大学各有所长,为各种文化现象的发生构建了充裕的文化空间。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维持着体面的学院派生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消费群体。同时,以"京派"为典型特征的文艺作品,不仅与北平的地域特征密切相关,也是构成民国时期中国文化整体面貌的一块重要拼图。     

《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

西周初期,周公于摄政第五年营建洛邑,至七年初成,亦称“新邑”。《尚书》之《召诰》、《洛诰》所记即此七年洛邑初成后,召公、周公在邑内“相宅”、“卜宅”,实乃为成王选择营建王宫之位置。同年,周公致政成王,成王于新邑主持盛大祭典,是为元祀。何尊铭文所记为成王亲政第五年,即“唯王五祀”时事,此时洛邑内王宫已建成,成王始迁都于洛邑,洛邑自此亦称成周。汉以后典籍所记位于汉河南县城之西周时的“王城”,在西周时并不存在。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中国银行原因探析

本文对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中国银行的原因做了简要探讨,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适应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制度”的需要;2、实现国事财政方针统一,强化国家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3、渡过固白银外流而引发的金融危机;4、近代以来中央银行建设思想发展的结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最初只是在特定区域为"剿共"清乡而创设,随着国共战争区域的扩大,国民政府逐渐将这一制度定为一个常设的地方行政制度,从而在省县二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增加了一个中间层级。本文拟对此制度的创设及得失作初步探讨。     

试论日本战后独立体制的确立及其影响

从1952年日本媾和独立到1960年由“政治主义时代”转入“经济主义时代”,是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由“占领体制”向“独立体制”过渡的时期。“独立体制”的构建过程主要通过“逆流”表现出来,其具体内容包括政治上的“一党优位制”、外交上的日美安保体制、经济上的自由经济体制、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等。日本政治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及政治主义的追求,决定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发展走向。     

论九一八后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为应对危机,在内部动力与外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主要内容是机构调整与人员裁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能,树立政府威信。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具有延续性,以谋求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取向。在派系矛盾严重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时期的行政院机构调整与改革未能深入进行,但为抗战时期的机构改革建立了一定基础。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苛捐杂税因此死灰复燃,中央政府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谋对策,国民政府于1941年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田赋征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期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特点是配合军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征收制度

土地征收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尤其是随着公共利益问题的日益突出而得以产生并逐步完善。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始于清朝末期,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土地征收制度在政策、法律制度和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章在叙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征收立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用途及补偿、程序、审批管理和特点等。     

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对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解读与透视

本文考察的重点是发生在1931-1934年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起,对位至外交部长高位的王正廷进行的一桩弹劾案。由于该案在处置过程中几经曲折,该案的审理历时近3年,涉及机构既有国民政府、五院,也有中政会、中常会等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关系人物涉及当时国民党党政两界的诸多名人显要。故从案例分析入手,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对此案进行深入考察,不仅对国民党"党治"下五院政体的权力结构、运行和监督机制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这一时期国民党上层人士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蒋介石对权力的驾驭和操控都是一个很好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