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创建赣东北苏区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讨伐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路旗开得胜,迅速占领武汉、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汪精卫于同年7月15日先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这革命危急关头,中共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作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正确决策,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折。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1926年底到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人的政策从左向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导致武汉国民党人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事实上,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特别是在联共(布)党内权力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赤裸裸的干涉,不仅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的切实调整,而且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武汉国民党人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与此不无关联。     

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孙中山怒斥分共派——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

本文原为保存在俄罗斯档案中的一份会议记录,其主要内容是孙中山的讲话。根据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意见,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形式遭到过许多人的反对。1924年6月,国民党元老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以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等事为理由,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和共产党“分立”、“分家”。冯自由并于8月15日致函孙中山,要求孙向全国人民“引咎道歉”,惩罚当时支持国共合作的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同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张继等人的“弹劾案”。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于21日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议案,宣布继续维护国共合作。8月30日,孙中山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最鲜明不过地表示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情、向往以及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定决心。本文标题和文中方括弧为编者所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

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同时亦成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早期,中共反帝方针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汉口"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的反帝方针发生变化,从主张废约趋向于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变化原因,除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高涨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着密切关系。中共的急进方针扩展了国民革命的反帝斗争,也由此与国民党发生矛盾,对国共合作的格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国民党加速分裂进程。为了尽快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愈益走向妥协。又由于在领导权、工农运动、土地运动等问题上的冲突,先是蒋介石发动政变,继而汪精卫实行"分共",国共两党终于分道扬镳。     

西安事变前夕的潘汉年

1998年是“西安事变”52周年,在纪念这举世震惊、完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事件时,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为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贡献的英雄们。潘汉年——这位我党在秘密工作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就是其中之一。莫斯科王明点将1936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被团长王明叫去谈话。王明要潘汉年代表自己去同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进行谈判。1935年,长期以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最初,他很想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使中共能够服从他的统率。基于这个想法,他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牵线搭桥的外国人

说起“国共合作”,人们不能忘却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牵线搭桥的外国人——鲍罗延。他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也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具体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定的主要代表,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关于张学良“劝父不杀李大钊”的若干问题

时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3月19日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罪名,通缉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人。3月下旬,李大钊率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机     

廉臣笔下的长征:《随军西行见闻录》与伟大的长征精神

正在中国共产党刚刚登上革命舞台的时候,由于中共缺乏强有力的对外宣传,加之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非法"状态,除了在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中见有以"土匪""赤匪""叛乱者"等称呼下的共产党"非法"活动,很难有对我党以及红军正面、客观的报道。     

陈独秀与首次国共合作

在实现首次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历史事件中,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处于重要的地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他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陈独秀对国共合作政策的态度,可以1922年8月的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为标志,此前反对,此后拥护;斗争的焦点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问题。他在1923年7月举行的中共“三大”上报告说:西湖会议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     

“南委事件”始末

正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叛变,由此导致南委机关及所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主要交通站相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中共党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也给华南地区国共合作抗战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这就是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制造的又一起严重反共事件——"南委事件"。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变抑不变: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之考察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面对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方法灌输,孙中山为争取苏联援助,虽然有选择地"师法"其革命方法和政党组织、训练方法,但他并不准备,最终也基本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主义政策。孙中山所恪守的仍然是其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发展的"积极底民族主义"政策,其通过"修约"反帝的策略也与苏联、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模式大相径庭。     

近代军阀盛世才的崛起与谢幕

盛世才,曾经被人称为"新疆王"。他是如何借助苏联、中共的力量扫灭"群雄",登上新疆权力宝座的?在西安事变中,面临选择的关头,他是如何玩弄权术的?自称信仰马列主义的他,为何突然举起屠刀,杀害中共著名领导人陈潭秋和毛泽民?又是出于何种目的,身为国民政府"封疆大吏"的他,迟迟不加入国民党,却将国民党势力长期拒之于星星峡之外?在文中,作者将为您解答这些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探微 ——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例的分析

论文从国共合作抗战背景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情况、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发展及国民党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遏制及中共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干部构成、组织建设和斗争策略方面,受到中共的深刻影响。在中共的引领下,该团在东江流域积极开展民众运动,扩大政治影响,呼应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国民党中央在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方针后,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从容忍转向防范。广东军政当局制造"博罗队事件",企图取缔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中共的指导和帮助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坚持其自身作为华侨团体身份的合法性,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声援,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使得"博罗队事件"和平解决。引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抗战,是战时中共侨务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国内、将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新策略。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则扩大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政治影响,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共在各地搞了数百起武装暴动后,便进行武装割据。割据的地区,被称作"苏区"。中共在"苏区"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财产被悉数没收,对地主甚至实行"肉体消灭"。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土地革命时期"。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合作"的条件之一。从这时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员留学苏联述论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苏联三方合作的历史背景下,苏联在莫斯科设立中山大学,专门招收国民党留学生并用苏联式革命理论对其进行培训,同时,部分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也加入其间.国共苏三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一特殊环境中,展开一段合作共进与纠纷矛盾共存的特殊历史.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与苏联关系日趋冷淡,这一特殊背景下的留学运动最终于1927年划上句号.     

试论“党内合作”的历史局限性——党内合作限制了中共对领导权的争取

党内合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形式,但这种合作形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即限制了中共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这种限制作用突出表现在:孙中山坚持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决不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始终保持着对共产党人的防范心态,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坐大;国民党组织力的加强,为推动国民革命所必须,却又强化着对中共活动的约束;共产党的发展却催生着统一战线走向瓦解乃至最终破裂.中共争取领导权斗争的挫败,决定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结局.     

丁玲在延安的“洗礼”——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需要革命决心奔赴陕北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     

刻骨铭记董必武对我的教诲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平型关作战胜利后,在共产党的要求下,国民党被迫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了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默认国共合作,武汉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博文教会学校的进步生物老师吴醒夫,到办事处请董必武到校作时事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