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英五千万英镑借款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提振抗战士气、缓解财政困难,提出对英美大借款计划,其中对英借款1亿英镑,并希望不能有担保条件.1942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同意提供5000万英镑借款.中国希望英国采取与美国5亿美元借款类似的规定,允许中国无条件使用借款,但出于战时财力困难与战后国际收支的考虑,英国不愿在借款条件上做出让步.围绕借款担保中国内债与维持法币的用途,中英展开拉锯,谈判长达两年,亦引发中国对英国的不满.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中英协商借款问题,会后,双方于1944年2月就折中方案达成一致并于当年5月签订借款合同.中英5000万英镑借款交涉体现了战时中英之间的误解与缺乏信任,实际动用量亦有限.     

中日早期招商局借款考

1877年前后,中日之间曾经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轮船招商局借款交涉。为筹集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款项,招商局会办朱其诏曾经向日本探询借款之事,日本也派人到上海与其谈判。双方虽然有过几次会谈,但在抵押品、利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此议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然而这次短暂的谈判却非常特殊,它不仅是招商局的首次对外借款交涉,还是近代中国的首批实业借款交涉之一,在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两难的抉择：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

晚清时期,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中国内地贸易的性质相应发生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两国协议,按照条约规定,在中国沿海贸易中将香港视为外国口岸。但是由于税收利益冲突,中英双方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问题存在着难以抉择的两难局面,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双方的要求又是完全对立的,由此而引发了复杂的冲突与交涉。最后,1886年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正式确认了香港在沿海贸易中的外国口岸地位。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强权性质,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但清政府反对从香港的走私和绕运,也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收,维持经济秩序。     

晚清香港设领问题初探

晚清中英香港设领交涉,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此事从１８６９年发端,到１９１１年清政府被推翻,在这几十年间,中英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涉,但最终也未能成功。此事的起因是什么？交涉的经过怎样？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拟就上述三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全面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以成都事件为视点的考察

1936年下半年发生在中日国交调整期间的成都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但也为重启交涉创造了契机。交涉过程中,日本企图借成都事件一揽子解决以往的各项悬案,从而导致外交谈判的重点出现偏移,谈判的目标由解决具体事件转为全面调整国交。由于双方分歧过大,交涉难以进行,最终谈判被迫退回到“就事论事”的层面,有限度地解决了成都事件。“蓉案”引发的中日交涉,表明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两国调整关系的意愿,但由于双方存在明显分歧,国交调整所取得的成果有限。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1970-1972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CSSCI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建立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谈判直到1970年才取得显著进展。史料表明,英国政府对美国态度的顾虑、在谈判中采取的刻意拖延和文本设陷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两面政策,导致了中英建交谈判的曲折多变。在重启建交谈判后将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最终使英国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最终宣告破产。     

香港回归大事记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双方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会谈。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之间随即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了第一阶段谈判。1983年7月12日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第二阶段谈判。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85年3月中国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自此正式生效,香港进入历时12年…     

中日间有关中英借款与中国币制改革交涉情况资料选

1934年4月日本发表天羽声明,企图独占中国,其后又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策功华北独立。国民党政府为了对抗日本的侵略与控制,期望与英美加强合作,并在英美的支持下改革币制,但这一努力遭致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对,于是中日两国在1935年的会谈中就中英借款与中国币制改革开展了一系列的交涉。本组资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有关情况,兹特自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选出刊布于后,以供研究中日关系之参考。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地理认知与边界划定:清末滇缅边界变迁研究

清末滇缅划界谈判是近代中缅边界变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借助外交档案和条约舆图等资料,对中英谈判涉及的滇缅边界划定和变迁过程作细致复原。光绪年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和《中缅条约附款及专条》的签订基本划定了滇缅中段的边界线。中英对“分水岭”地理认知上的矛盾,对尖高山以北段未定界的交涉产生重要影响,结果使中国事实上丧失了对尖高山以北、扒拉大山—高良共山以西小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在南段未定界,双方对边界会勘依据有诸多分歧,难以取得共识。清末中英关于滇缅边界问题的谈判结果,基本塑造了当今中缅边界的走向,对其后民国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和最终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上)

1932年“一·二八刀淞沪战役后召开了由中日双方军事代表及中立国英、美、法、意驻华武官参加的军事停战谈判会议,就停战区域,中日双方驻兵区域及毗连地区之划分等问题进行了紧张激烈的谈判。虽然谈判结果是以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而告结束,但中方谈判代表依然在交涉中对日方所提的许多无理要求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关于这次停战谈判的纪录对研究“一二八”之役及当时中日关系与各“中立国”对事变的态度均具价值,特自本馆所藏“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档案全宗中选编此组史料刊布,以飨读者。文中所有英文注释均为钱金保所译,各件标题亦为原件所有,特此说明。     

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美国对华借款共6次,借款金额总计6.7亿美元,其约定信贷量和实际动用量分别约占中国战时对外信贷总量和实际动用总量的53.4%和70.8%,借款条件不仅大大优于晚清和北洋等时期的外债,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同期苏、英等国家的对华借款。尽管美国给中国的借款与其给欧洲各国的借款仍有差距,但在客观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毕竟给了中国抗战极大的帮助,其积极作用和在中国外债史上的进步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协调主义在中国——从新银行团成立看日美英三国之间关系的变化

民国初年,对华借款问题一度成为影响日、美、英三国相互关系的中心问题。一战后,为打破日本在一战期间形成的垄断对华借款局面,美国提议成立一个有美、英、法、日四国组成的新银行团(New Consortium),共同对华借款。在新银行团成立过程中,日、美、英三国之间围绕着中国裁军、南北恢复和谈以及满蒙问题展开了激烈较量,这严重影响了三国之间的关系。出于维护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三国之间开始相互协调,使新银行团最终得以成立,从而开创了列强协调侵略中国的新局面。     

中英全面建交谈判始末

正从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到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英全面建交谈判时断时续进行了22年。两国谈判的重点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要求英国在联合国投票时赞成恢复中国代表权,不再与台湾当局有任何外交来往。9月,英国投了赞成票,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因为一些国家阻挠而未能实现。     

胡适假传“圣旨”争取美国贷款

1938年10月6日,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早在10月4日,陈光甫（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1938年9月前往美国进行战时第一次借款）同美国财长摩根索就借款问题正式谈判。由于摩根索对陈光甫的信任,以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的历史细节

<正>从1979年3月香港回归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到1997年7月中国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其间经历了18年的时间。围绕着香港回归,中英双方多次交锋,这个过程既有“云雾生时迷远阁”的曲折迂回,也有“身在疾风骤雨中”的起伏跌宕,但最终,迎来了“紫荆开处胜朝霞”的光明与成功的结局。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笔者曾经参与了数位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访谈。访谈之中,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