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久安视阈下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

正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地域辽阔,陆地边界与14个国家~①接壤,有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造就了广阔的边疆地区。我国近60%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边疆省区,为此,这些边疆地区也被称为边疆民族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既是国家地缘上的毗邻之处,又是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更是多元宗教文化的交汇之所,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诗·大雅》:"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历代统治者均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广阔的边疆民族地区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实践的“八个坚持”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其治理能力最为直观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原则和治理方略的引领下,青海省委省政府以及基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因地制宜,探索"枫桥经验"本土化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书写社会治理的"青海故事"。本文根据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梳理了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八个坚持"的基本经验。     

“厅” 与清代中期甘边番地治理政策的演变

清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并不存在恒定的连续的“宏观战略”,而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调适的过程。本文通过论述清代中期甘边佐贰分辖体制在番地的实践及其变化过程,指出清廷对番地的行政治理经历了一个从“汉化”式的行政变革到专管专辖的“分治”变化过程。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受到对汉、对“藩”政策的影响,而不是一项独立的治理政策。也正因为此,嘉庆年间青海办事大臣与陕甘总督及其地方官员围绕“厅”的监管权陷入持续的权责之争。     

边疆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法律规制——以普洱市为例

生态旅游的兴起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普洱市作为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优越、人文生态资源丰富、普洱茶文化源远流长,发展生态旅游极具潜力。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是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面临着法律机制欠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凸显等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加强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立法,研究完善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法律规制是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     

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的武陵地区是古代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该地的社会治理对整个土司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其社会治理的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王朝国家权力相关的制度体系;一是与土司地方文化、传统相关的社会组织系统。王朝任命的各级土司与土司的佐贰官共同构成了土司地区一套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在社会组织系统中,土司、宗族大姓首领身份合二为一,土司制度和宗族制度对接,构成对民众日常生活控制的基础;地方神灵、国家信仰等,在身份认同及价值观念上向土司地区注入了王朝国家的背景,从而达到整合与教化民众的目的。可见,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延伸与发展,这种变化是在王朝权力干预下完成的。因此,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也是土司制度推行后的一大特征。     

“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清以来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文章选取滇东南边疆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三个时期在行政区划设置、军事防御体系构筑和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国家建构与整合进程。该过程体现在边疆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彰显边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炽热之心。     

明清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土地问题初探

明清时期，辽阔的边疆地区各民族经济类型多样，发展程度亦不平衡，但皆在原来的基础上有相当的进步与变化。这一方面是各族人民世代辛勤劳动的成果，也同明清两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和经营开发不无关系。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提高，而首先表现于农业...     

明清四川凉山马湖安氏土司兴衰考略

明清四川凉山马湖安氏土司兴衰考略夏廷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央王朝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并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解决边远山区民族的归顺问题,采取了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就是封建中央王朝通过对控...     

论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乡村治理的理想目标。必须让法治凝聚农村社会共识,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用法治思维促进乡村发展。破除阻碍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既要注重制度自身的完整性、体系化,又要注重制度的更新和发展。规范和完善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使村民参与有序,理事有章,办事有据,走法治化道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全球化时代国际劳务移民治理析论

论文基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的数据,重点从国家、地区及多边三个层面,对国际社会有关劳务移民的国际合作以及移民工人权益保护的治理实践进行考察,并对于未来全球劳务移民治理发展趋向加以展望。在国家层面,各国政府通过建立有关劳务移民的法律框架,推动国家间协议以及参与多边体系治理合作等方式维护移民工人权益。在地区层面,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正式区域性组织和非正式机制,积极推动区域内有关劳务移民问题的对话、协商和合作。在全球层面,国际上有关劳务移民的国际公约及法律文书代表着多边倡议,国际劳工组织也致力于政策制定以实现所有移民工人利益的最大化。全球劳动力的流动是全球化未完成的事业。随着当今国际迁移的性质和组成日益复杂,移民治理过程中的国际合作与移民工人的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     

清朝治理蒙藏方略

清朝重新开创和巩固了全国性的大一统局面。清中央政府致力于广大边疆地区的统一和强化管辖,与其经邦治国在战略思想上的成功运作密切相关。本文从分析明朝至清初的政治局势、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形势出发,认为清初治理蒙藏方略,乃是中央政府统一和巩固广大东北、北部、西北、西部边疆地区的一个重点,蒙藏地区治理得法,对巩固整个陆疆地区具有以点带面的意义。文中从政治、军事、司法、经济、宗教、教育、交通、外交等方面,比较具体地探讨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在管理蒙藏地区所发挥的职能和治政上的根本作用。同时,考察了清中央政府针对蒙藏地区直接采取的若干策略性措施,论述了对上层贵族的恩威兼济,上层集团的分治抑势,黄教的限制、保护和利用,循俗施政,年班与围班制度等所发挥的多方面治政效果。     

从扩权到扩容:社会治理的本体回归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权力向权利的回归。国家权力的下放,体现了推行民主行政、构建民主政治的治国理念,也是社会治理活动中参与主体移位的表现形式。要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不仅要加强社会活力,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也要依靠政府的监督。由此,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社会管理提供保障,社会自治大力推行,这是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亦是一体两翼,不仅是实现良法善治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康乾盛世下清廷蒙古司法治理政策研究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中华的统治者,在潜意识下,更注重追求清统治下各少数民族对其“中国”正统身份的认同,并竭力消除“夷夏”差别。因此在康乾盛世时代,清廷更注重“中国”作为统一国家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天下”中心身份的认定。其中清廷对蒙古各部司法治理的加强就是其加强从传统“中华”到“中国”身份转化的一项重要政策。该政策不仅巩固了相对统一的中国疆域,而且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边疆民族地区中国梦践行机制探讨

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其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根本一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边疆民族地区践行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可通过内涵解读与宣教机制、心理认同与接受机制、社会践行与内化机制等途径,探讨边疆民族地区中国梦认同践行机制的构建。     

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较重视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进行治理,曾组织较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成立若干边政机构,重视发展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教育。其治理观念与政策既有超越前代之处,也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探索农村基层治理与脱贫致富结合之路

湘西自治州各族人民紧紧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扶贫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机遇,在农村积极探索基层治理与脱贫致富结合之路,把基层治理效果体现在脱贫致富成果上,实现农民富、集体富、村干富。注重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与脱贫致富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加强党员队伍先进性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与脱贫致富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凝聚人民群众力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与脱贫致富中的主体性作用。     

清代中期官府力量在藏区社会的进入——以治理青海贵德地方抢掠案件为例

清代中期,清政府在青海农业地区社会统治秩序渐趋稳定。但从乾隆后期开始,贵德地方牧区藏族社会抢掠蒙古地方乃至侵扰内地社会的案件时有发生,官府通过在地方社会调整行政建制、以僧治番和设立千百户制度等方式来加强对抢掠案件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力量也随之进入贵德牧区藏族社会,并最终在道光年间完成了王朝国家在牧区藏族社会统治秩序的建立。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路径研究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空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主要因素，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嵌入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良性机制及可行路径，为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互动视域下清代广西食盐专卖与地方社会治理研究

清廷把食盐作为经略广西的一种政治工具,通过食盐专卖加强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对食盐专卖政策进行调整,促进了国家与盐商的上下互动,盐商则让渡赚取的部分盐利自下而上地报效政府;清廷增加广西官盐配额、降低盐价,促进了国家与人民的双向互动,人民则以服膺政府的统治自下而上地向国家效力。食盐成为推进地方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和上下互动的有效场域,广西各地的盐官、盐政机构、关卡等成为清廷权威与符号的象征,广西各地运盐水陆通道、盐道周边的古镇等促使初级共同市场的出现,拓展了国家力量的渗透渠道,推动着广西"共同体"的构建和地方社会治理的完善。     

20世纪初清政府对西藏察隅等地查勘及建制简述

程凤翔、段鹏瑞及夏瑚等官员对西藏察隅等地的全面勘察及积极经营并非一次孤立的事件,是清政府改变统治理念,更换统治方式,由"间接"到"直接",健全及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防御侵略的组成部分;是实践现代国家建制、有效经营版图的客观要求.他们的全面勘察及积极建设,保障并延伸了清政府在察隅等地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