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十五次苏联之行

正一、赴苏参加中共六大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叛变革命,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者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再妥协退让,致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浓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考虑到国内形势和党的组织状况,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和中央     

张太雷对中共三大的贡献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由于其思想成长历程与所有的革命实践活动几乎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让他更容易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策略,能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代表之间出现矛盾时,起很好的调节和润滑作用,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杨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杨松,我党早期革命家、理论家,1907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1927年2月受团中央派遣进入莫斯科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兼任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员和俄文翻译。后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1933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     

李立三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无线电通讯

正1930年10月初,李立三因"立三路线"错误离开党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查。李立三走后不久,12月17日上午,张沈川等在上海遭敌人逮捕,由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坚持开展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工作。据毛齐华同志回忆:     

陈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1927年4月27日立5月9日.凡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五大有明显的缺陷,但不能全盘否定;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     

斗争激烈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革命高潮中,国共两党分别派出一批精英奔赴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但是,这所为中国革命度养人才的大学自创办伊始,就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既有国共两党间的,又有中共内部的,还有苏共内部与共产国际的,各种矛盾交织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观,并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光华遭王明迫害始末

杨光华,湖北省嘉鱼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参加沔阳秋收起义。历任沔阳县委书记、湘鄂西临时省委书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35年,被共产国际代表团调往莫斯科,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迫害长达21年之久。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的调查研究(1928-1932)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创建工农红军,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8年至1932年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利用多种情报渠道对红军的兵力结构、军事活动、武器装备以及战术策略等进行了广泛调查。这些调查分析了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理清了红军与中共的关系,预判了红军的发展趋势,供其制定对华政策时参考。日本通过上述调查,认识到红军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和历史必然。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的调查研究(1928—1932)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创建工农红军,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8年至1932年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利用多种情报渠道对红军的兵力结构、军事活动、武器装备以及战术策略等进行了广泛调查。这些调查分析了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理清了红军与中共的关系,预判了红军的发展趋势,供其制定对华政策时参考。日本通过上述调查,认识到红军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和历史必然。     

遵义会议及其前后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陈绍禹)宗派集团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这种左倾错误的理论纲领。同年九月,王明去莫斯科任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仍然通过主持     

宋庆龄邓演达海外筹组“第三党”始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秘密前往莫斯科,像当年的孙中山一样,寻求支持,却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邓演达拒绝了斯大林安排他做中共领袖的要求,在与宋庆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始末

长期以来,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一事存疑较多,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是共产国际对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态度.由于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身上,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抛弃了陈独秀,开除他出党是情理之中的事.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认识和处理

党史界对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 ,但是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怎样 ,一直未见披露和研究。本文根据新的档案资料 ,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对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的认识和处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以摆脱第三党的纠缠192 6年秋 ,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调整一下情绪的请求。 192 7年 3月2 1日 ,维经斯基又一次提出让陈独秀尽快去…     

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前后二三事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决定武装起义。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共常委,从而使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思想在中央占了主导地位。7月中旬,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临时中央常委会。此时正值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抓武装斗争的指示到达,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6）

1928年6月,莫斯科,中共“六大” 原定计划,中共“六大”是在澳门或香港举行,但在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告知,苏联政府愿意出巨资将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接到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德镇一栋名叫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央会议。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训令”和“指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接连出现,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就是国际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变化的时期,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加以研究。1.“二战”前期(从中共“八七“会议到“六大”)。     

评《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四川大学王庭科教授经过10余年的潜心研究,写出了颇具特色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专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该书已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我认为此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该书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复杂矛盾入手,突破了以往论著按历史时期一一论述的框架,拓宽了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过去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论著,都是按中共的创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不同历史时     

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红色革命信息的几种传播途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存在共产国际这个信息传播中枢,中国的红色革命信息,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得到了持续传播。《共产国际》、《中国论坛》、《今日中国》等英文刊物,是传播中国苏维埃运动信息的主要途径。此外,中国红色革命信息也曾通过一些公开出版的著述、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之间的联络人员的报告、公开播音的广播电台等途径得到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