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以同仁会为对象的考察

抗战之前,同仁会利用多种扩张形式,成为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在战时日本的对华卫生工作中,同仁会充当了主要的执行角色。同仁会各地诊疗班开展的医疗"宣抚"工作,是当地日军"宣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仁会在沦陷区的防疫业务,则是日军细菌部队防疫功能的延伸;日本医师在"大陆医学"名义下进行的调查研究,为日本军政当局提供各种卫生情报。卫生工作是日本军政当局利用以同仁会为代表的本国医界,在中国沦陷区内获取民心、保障自身卫生安全、发展殖民医学的一项综合工程,其目的是在沦陷区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卫生体系。     

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

1937年底至1940年初,日军攻陷华中后,宣抚班随即开进各县实施宣抚。时宣抚班一班虽仅数人。却在日军警备队协助下,利用地方伪组织,控制着一县几十万的中国人,成为汪伪政府成立前华中沦陷区的最高统治。本以太仓县为个案,揭示华中宣抚班的具体运行机制。     

日伪政权在广东的奴化宣教概述

日本侵略军在侵占广东期间,除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反动政策外,还推行典型的帝国主义文化以掩饰其侵略行径和殖民统治。侵粤日军在加强对南粤人民的文化愚民和思想压制的同时,还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在广大沦陷区内建立了各类奴化宣传和教育机构。日伪当局在占领区内建立的奴化宣教机构和文化团体主要有下列三类: 1.日军创设的机构。日军在广州司令部直属机关设立宣抚部,师团设宣抚处,联队设宣抚班,其主要任务是在占领区内设点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由日军随军记者组成的报导部则负责“报道宣传战”,迅速报道日军的“战绩”     

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侨民的特权

我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曾在日侨的大小公司、商行任翻译等职,并和日侨一起生活、居住过。日本投降后,曾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日文编译,和日侨也有往来。兹将所知当时上海日侨以及上海日侨组织“日本人居留民团”的种种情况写下来。     

二战后“残留”山西日军日侨数字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利用山西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以具有独立支配力的军队残留下来,与残留日侨建立统一体制,幻想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发展的前进基地"。日军残留山西后,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在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的同时,最终被彻底消灭。本文依据原始档案、侦讯日本战犯实录,参看解放军指战员回忆录,民国山西军政人员亲历亲闻,结合日本国内相关资料,详细考证"残留"山西日军、日侨人数,及遣返回国、作战死亡、被俘被捕等相关数据而作。     

日军慰安妇政策在华北地区的实施

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除东北地区之外中国最大的沦陷区和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战略基地的华北,也是日军实施慰安妇政策最普遍和较典型的地区之一。但由于资料和证据的缺乏,目前对日军在这一地区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具体情况的揭露还远远不够。本以笔掌握的有关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对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慰安妇政策的情况及其特点进行了初步考察。     

第三方压力下的殖民——日军在南京建立殖民统治面临的外国因素及其影响

正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当时即简称"日本在沦陷区")作序,指出: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能性已经不大,今后当转往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中国的抗战经济"。"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因此,他号召大家"研究沦陷区"~(2)。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曾业英日本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沦陷区的金融掠夺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本文仅就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作一简要剖析,借以说明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及其失败的必然性。一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日本占领华北后,指使伪政...     

日军侵华罪证——滇西沦陷区军票

日本军票是二战时日军在沦陷区为保障军需和维持统治而发行的特殊货币,一般没有正式发行机构和发行保证。日军在我国滇西沦陷区发行的军票,史学界、钱币学界以及传媒等都有过披露,但由于长期缺乏整套的实物资料,故在论述中或列举票种不准,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正卜正民著,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版,338页,29元沦陷区研究是抗战史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逐渐得到更多的关注。《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一书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主要考察了日本占领长江三角洲初期(1937年冬至1938年春夏),日方占领者和中国的"合作者"在建立县及县以下政权的过程中是如何互动的。该书把目光定格于沦陷区基层社会的实态,通过大批使用日本"宣抚班"职员的日记和报告,以及来自于困守家园的中国人的回忆录,力图展现沦陷区人民"通敌"与"抵抗"之外的其他行为     

魂归何处：一·二八事变中的“失踪人口”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上海公共租界东部的虹口、杨树浦等地区为日军全面控制。区内狂热的日本侨民随即被武装起来,为日军提供向导、搜查和警戒等战时辅助服务。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平民在战事打响之后未能及时撤出日军控制区,不幸沦为日军以及武装日侨的攻击目标。日方以抓捕"便衣队"为由,大肆拘捕、扣押和虐待区内中国平民,其中一部分人还惨遭杀害。日方的暴行,引起了上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上海领事团的压力下,日军陆续移交和释放了数百人,但仍有大量中国平民遭到扣押,这个不幸的群体直至战争结束都未能获释。由于日方拒不承认扣押、杀害他们的事实,这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群体,就成了所谓的"失踪人口"。     

“元首”之争——华北、华中日军围绕“中央政权”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企图在华北扶植独立的伪政权,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支持下,试图说服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以"新中央政府"为目标扶植华北伪政权,并逐渐得到了日本中央认可。然而,在南京陷落前后,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扶植华中伪政权争夺未来"新中央政府"地位,与华北方面军爆发冲突。此事最终虽因日本中央协调,以确立华北伪政权优势地位而得到解决,但其反映的日军内部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也为后来对伪政权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研究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策划下，1937年12月22日也就是日军占领南京9天后，傅厚岗慰安所已宣布开业。甚至有日本兵回忆，在占领南京前，汤山已有慰安所了。日军慰安所的类型有日军开设的安乐酒店、松下富贵楼等；日侨开设的浪花楼、吾妻楼等；以及伪政权开设的大华楼、黄泥岗、华月楼等慰安所。目前的研究结果可以确认，南...     

1932年青岛日侨一一二暴动研究

1932年1月12日,日本驻青岛居留民团,以青岛《民国日报》刊登有辱日本天皇的新闻为借口,煽动并组织部分日侨进行暴动,相继捣毁青岛《民国日报》社及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导致当地局势骤然紧张。在中日双方的紧急交涉下,暴动很快得以平息,当地秩序也逐渐恢复正常。日侨暴动并非情绪失控所致,其真正目的,在于为日军出兵青岛寻找借口。由于暴动是日本居留民团单方面蓄意制造,而且青岛并非日军发动进攻的理想地点,最终暴动未能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此次偶发性的暴动,与随即发生的上海日僧事件,并无直接关联,但暴动的发生与处理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国民政府,致使其警惕心降低。此次暴动间接的、但却有效的配合了日军在上海的行动。     

鲁西北细菌战:日军侵华暴行的缩影

正日本自明治年间起,开始将对外侵略扩张作为其基本国策。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在华北施行"三光"政策,其兽行无以复加。日军践踏人道主义和国际公约,多次在华实施细菌战,残杀中国军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华北的细菌部队加紧研制各种战用生物细菌。其细菌检验、培养直接用被俘的八路军官兵和无辜的平民作活体进行试验,解剖获取培养基,手段残酷至极。1943年,日军在华北实施了代号为"方面军第     

燕京大学“孤岛时期”的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代名校。“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华北,司徒雷登为给沦陷区的学生“免受奴化教育提供一片绿洲”,决定将燕京大学留在沦陷的华北,利用了燕大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艰难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里提到的“孤岛时期”,是指燕大师生对日本占领下燕京大学办学期间的戏称。     

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记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及其他军国主义势力,怀抱东山再起的梦幻,策划实施了战败＂山西残留＂：利用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在阎的＂屋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并与残留日侨建立统一体制,幻想着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日军残留山西后,提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保留武装,伺机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但最终遭致彻底覆灭。     

由“调查”走向“施疫”:近代日本对东北畜疫的因应(1895-1945)

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东北频繁爆发的畜疫严重威胁当地日军和日侨,促使日本开展应对性调查,调查机构由驻地日军转为当地日本各领事馆、朝鲜总督府、关东厅等,调查方式由被动接收报告转为主动开展区域调查,调查内容由畜疫损失转为畜疫识别,调查后采取临时性与制度性结合的应对举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畜疫调查网络化、精准化",日、满、鲜"多机构在中国东北实施军民联合的全境调查,调查内容集中在炭疽、鼻疽病细菌武器化的可行性研究。1937年,"军用细菌研究"命令直接促使畜疫调查转向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与实战,走向国家性主动"施疫"。     

抗战时期日商洋行在安徽的商业垄断经营

抗战期间,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华中等占领区实行经济统制政策,设立洋行,以便掠夺资源和倾销洋货。在安徽沦陷区,广设洋行,排斥华商,垄断贸易,对居民和商店实行"配售",倾销日货;指定日本大商行负责所有军粮等采购,形成上下层级分明的洋行购买组织,垄断商业。其商业垄断经营形式多样,危害很大,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及沦陷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沦陷时期太原日本居留民初探

全面抗战前太原只有少数与日军关系比较密切的日本居留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攻占太原,为日本居留民进入太原打开方便之门.在日伪政府支持下,日本居留民人数迅猛增加.日本居留民在沦陷区具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不仅依靠战争,依靠日人的身份,获取战争利益,亦依靠日伪政权,在中国领土构建日式社会秩序,创立日式社会民团,利用中国的资源生产日人的生活物资,构建"国中之国"的殖民体系,以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