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清政府指定的专营对外贸易的一个垄断机构,它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洋行制度,在其存在年间完全充当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门户,担负着清政府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责任,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葛林活公司的展示章

自清末五口通商以来,上海是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埠,许多西方商务都在此发展,因而洋行林立。中国在开始以机器制币后．除了广东钱局是直接与英国原厂往来外．其他各省多数设备的订购或进口．皆经由上海的洋行代理．而这些供应造币机器的工厂及代理洋行为展示其产品．往往制出类似钱币之广告章。在这些以银或铜为材料的章中．有一枚罕见而来龙去脉不为人知的铜章,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研究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研究仇华飞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在华因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种种政治上的特殊权利,中国逐渐丧失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外国资本输入,中国成为各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对外贸易受在华洋行控制,每年入超,对外汇兑为在华外商银行所掌握。...     

五口通商后从厦门出洋的华工

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五口通商的归岸之一,一些外国商人纷纷涌进厦门,设立各种洋行,经营各种贸易,“从一担糖到一吨茶叶,从一调棉纱到一筐毛线,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货物,同时也充当银行、轮船和保险公司的代理商”。这些外国洋行不仅占领了厦门本地市场,而且冲垮了沿海一带的航运业,使农村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失业的劳动力不得不移居国外另谋生路。而厦门本地的对外贸易,自茶叶出口衰落后,人超现象越来越严重,为弥补贸易上的不平衡,只好依靠出口劳工和华侨汇款来进行补偿。因此,每年由厦门出洋的华工人数不断增多,厦门遂成为…     

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

官商是封建社会经济和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清代的官商,以皇商、盐商和行商为著名。乾隆年间,随着封建政权对商人和商业资本压抑的加重,皇商和盐商逐步走上衰落破产的道路。至于行商,自1685年开海禁,设闽粤江浙四关,次年广东洋行制度建立,成为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达半个世纪之久。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更加强了     

十九世纪中叶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与暴力掠夺

洋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所设的行号。这些行号历来的称谓颇为纷歧,有的称为公司,有的称为代理行或贸易行,也有的称为洋行。特别在早期,大多称为洋行。不过在习惯上一般又均以洋行作为各种外商行号的总称。外商在华开设行号,至今约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自十八世纪末广州出现外商行号始,到十九世纪末期的一百余年期间,就     

沙面租界洋行、银行与华南经济之关系

沙面位于广州西南,珠江白鹅潭畔。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攻陷广州,在沙面设立租界。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外国洋行、银行陆续开设于沙面。小小一个沙面岛,先后麇集了十家银行和四十多家洋行。洋行开设前后历八十多年。其间,“我百粤的资源被其吸收的不知     

生丝外贸与中国丝业大王薛寿萱

生丝外贸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进口货物以工业品为主,出口货物以农副产品为主。生丝是出口商品中最重要的货品。生丝输出量的增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外汇收入和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影响到产丝区域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到中国蚕桑和缫丝工业的兴衰。可是,与近代中国国民经济关系重大的生丝外贸,却长期操于外商洋行之手,属间接贸易;大批商业利润流向国外,民族资     

近代天津洋行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发展策略研究

洋行是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商行与机构,其发展策略与空间演化体现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破坏与重建的双重影响。以天津为例,探讨洋行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借助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对其空间演变过程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的贸易中心城市,吸引大量洋行聚集,形成独特的贸易空间体系。洋行对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具有多方面的复杂作用,对近代开埠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旧汉口的洋行与买办

自中国开设通商口岸以后,各国商人纷纷进入中国各口岸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倾销外国产品,并出口中国的土产及原料.这种外国资本在我国通商口岸设立的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经济组织叫做“洋行”.汉口开埠,第一个在汉口开设的洋行是英商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到20世纪初叶,美、英、德、法.俄、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汉口开设洋行达125家.这些洋行经营石油、烟草、茶叶、桐油、棉花、芝麻、油漆、禽蛋加工、制冰、肠衣、皮毛、颜料、五金机器、碱类及化学品、木材进出口、机器打包、航运等业务.其中较著名的有销售石油产品的美孚、德土古、亚细亚,经营禽蛋加工的和记、公兴、美最时,经营进口食糖、海产品的诚记,经营茶叶、茶砖的协和、阜昌,经营皮毛、桐油等的礼和,经营棉花匹头的日信,经营     

抗战时期日商洋行在安徽的商业垄断经营

抗战期间,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华中等占领区实行经济统制政策,设立洋行,以便掠夺资源和倾销洋货。在安徽沦陷区,广设洋行,排斥华商,垄断贸易,对居民和商店实行"配售",倾销日货;指定日本大商行负责所有军粮等采购,形成上下层级分明的洋行购买组织,垄断商业。其商业垄断经营形式多样,危害很大,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及沦陷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阎锡山与美国公懋洋行

1840年英国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在我国遍设洋行,倾销洋货,搜刮土特产品,大肆进行经济侵略活动.这些洋行不仅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往往也是政治上的代理人,他们多暗中干着间谍勾当.进入民国后,新老军阀为实行军阀割据或维护大一统封建独裁统治,更是急欲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机械产品,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引狼入室了.当年,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就设有17家洋行的分行或办事处,并与50多家洋行有直接购销业务.其中,美国公懋洋行就是这50多家中的一个.     

洋行的管理制度和推销网络

早期的洋行大多充当本国公司的代理人,代客买卖,收取佣金.后来的洋行经营性质比较复杂除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行外,有的经营农副产品加工,有的经营储运,有的开办保险、信托、报关等业务.各类洋行的组织制度、经营管理多有不同,但从正规企业来看,洋行又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洋行打入中国市场,一靠买办,二靠推销网络.在汉洋行(包括外资银行)的经理通称“大班”,有的还设有副经理,称“副班”.内部管理机构,一般设有“写字间”和“买办间”两个业务机构.写字间俗称“洋帐房”,负责人为主任.内部根据行中业务分设营业、帐务、出纳、文牍等部门,各部负责人多为西人,会计等高级职员称“大写”;所属职员多系华人,人数多少视业务繁简而定,通称“写字”,职位较高者亦称“大写”.此外还有练习生、打字员及西崽、勤杂     

郑观应与轮船招商局

正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轮船招商局则是当时中国航运业的翘楚。本文主要揭示郑观应在轮船招商局任职期间对于外资企业、外国管理与技术的态度与对策。一郑观应在进轮船招商局之前,就已经从外资企业那里积累了不少相关企业管理与商战的经验。1859年,郑观应通过他的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钰亭、徐润等人的关系,被介绍到当时第一流大洋行——上海宝顺洋行工作。1873年太古洋行创办     

汉口第一租界——英租界（下）

洋行之王：怡和洋行 1827年,一个叫威廉·渣甸的英籍随船医生被他的雇主英国东印度公司解雇了。公司给了他两箱鸦片作为补偿金。长期随船走水的威廉·渣甸深知鸦片在中国的市场,于是他带着两箱鸦片到了广州。     

民国时期的拍卖行

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名为鲁意斯摩拍卖公司的企业,揭开了中国拍卖业的序幕.之后,英国的瑞和洋行,法国的三法洋行、日本的新泰洋行等纷纷在上海挂起了拍卖行的招牌.对于其时在上海设立的拍卖行的情形,毛祥麟在《墨余录》中记载:“近有各国妇人,集公所、施各物,捐作病人药饵费.其物当即拍卖,然后高价以给用.”     

经营桐油起家的义瑞行

一、起因:汉口聚兴诚银行于1915年4月在江汉路成立(主要经营内地押款、(?)头棉纱、桐油买卖,存放款项及储蓄等),下属外国业务部(以下简称聚贸部),是一个直接为洋行服务的商业组织,主要业务是代上海的洋行在四川一带推销进口货物,由英人陶维特负责与各洋行接洽业务,其出口仅将商品运到汉、沪等地就地售与洋行.为了发展直接出口业务,需招聘一位精通英文和熟悉出口业务的人,1911年李锐应聘加入该部工作.当时出口商品有猪鬃、羊皮、桐油等,而桐油则是一项大宗商品,收购数量大,又易成整,     

厦门洋行初探（二）

厦门洋行的主要业务 一、输入毒品 厦门进口鸦片已有很长的历史,曾长期占进口货物的第一位。早在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德记、和记,印度的安记、裕记等洋行就竞相输入。     

福建第一家电话公司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德国商人办的禅臣洋行,在福州仓前山程埔头安装了一台200门的磁石电话交换机,以供领事馆、洋行及外国人家庭使用,这是我省第一次出现的市内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