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仍要持续推进.新时期的国家治理与传统的国家治理相比,有些新的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是建设法治国家,为此目的,我国要积极运用制度和法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全球化、大数据时代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还关系到中国的国际法治实践.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法...     

浅论西方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

西方学术界在是否存在全球化问题上 ,分为“怀疑论”和“全球主义”两大对立阵营。“怀疑论者”认为 :目前所谓的“全球”经济是虚构的 ,由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 ,并且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出现什么全球文明或全球文化。“全球主义者”则认为 :当代的世界经济已经从国际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 ,同时全球化已经导致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 ,某种全球政治体系已开始产生 ,并且不论愿意与否 ,全球化已经带来某种超越民族和传统文明集团的世界文化。我们不应将西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话语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混淆。     

以人为本视角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途径探究

以人为本是治理国家的价值根基。以人为本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巩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要加强各部门的良性发展,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不断完善危机应对机制,正确处理好各种突发事件;加强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切实培养廉洁、精干的党员领导干部,处理好党群关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加强国防实力。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经验和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充分认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使其相得益彰形成有效治理的强大合力。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都市治理——从全球到地方

自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和城市治理的主要手段也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政治经济的失败,最终表现在都市空间的治理当中。本文将以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案例入手,通过国内外都市空间治理的实践经验,剖析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政治经济危机后果,并讨论全球不同空间尺度当中撤退空间的治理与挑战。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在网络时代和全球化的趋势下,资本的累积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危机,亚洲国家以及中国也必须思考如何应对危机,以及探索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最后,文章从全球到地方的撤退空间讨论当中,反思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都市治理政策在全球的流动,认为就后政治的城市来说,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局限还有待观察,中国城市走向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转型就必须勇于摆脱英美社会脉络所产生的都市治理论述,建构符合地方社会脉络的理论和实践。     

荀子刑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正荀子的刑法思想在坚持儒家"礼义"的同时,又借鉴了法家的"重法"主张。他对刑法的态度比其他儒派学者更为积极,其刑法思想在先秦儒派学者中也是最为全面而深刻的。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针对荀子刑法思想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而且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事实上,不论是西方刑法思想史还是中国古代法制史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刑法思想史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显然不利于重唤刑法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之新生。刑法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治理手段,其妥当施用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荀子的刑法思想在当下具有相当的合理因素与现实意义,值得思考和借鉴。     

浅析全球化风险社会的风险、责任与决策

当下社会,无论经济发展状况,或者说工业化程度如何,都已经或多或少地被纳入了全球化的体系之中,这既是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风险的全球化。全球化大潮之下,没有人能够真正独善其身。在这样的全球化风险背景下,本文从风险社会理论入手,结合诸如目前中国在全球气候与环境恶化条件下承担责任的事例,并从传播全球化的角度入手,去简要分析如何在这样的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前提下,规避风险,更合理地做出决策。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从扩权到扩容:社会治理的本体回归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权力向权利的回归。国家权力的下放,体现了推行民主行政、构建民主政治的治国理念,也是社会治理活动中参与主体移位的表现形式。要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不仅要加强社会活力,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也要依靠政府的监督。由此,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社会管理提供保障,社会自治大力推行,这是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亦是一体两翼,不仅是实现良法善治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社会治理论述解析

习近平社会治理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社会治理论述的提出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而且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论述、马克思经典作家社会治理论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论述的精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价值取向是人民主体,核心要义是实现公平正义,思想灵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显著标志是创新体制机制,重要支柱是德治和法治并举,根本目标是活力有序,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广泛的价值共识、深厚的理论基础等特征。     

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殊性研究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相比,社会治理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是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并且发展缓慢、宗教人士及寺院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推进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重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坚持依法治理和"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路子。     

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比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及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阐述中国政党制度的优点及存在问题,揭示在新形势下,中国应当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双重效应

<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当下每个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认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不仅要认识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驾驭本国经济发展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国家安全的力量、主导本国文化发展的技巧等方面提出的严峻挑战,也要认识到全球化为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提供的机遇,全球化不仅孕育和产生了民族国家,还为民族国家发展经济提供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只有充分利用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民族国家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代大学生法学教育研究——以践行"强国有我"理念为视角

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在深刻地改变着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也对传统法学教育提出新的挑战.我国法学教育经多年积累,已逐步形成符合我国立法模式的成熟体系,但在中国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进入国际社会中心的国内国际两个背景下,也表现出中国特色元素不彰、理论实践融合不足、问题意识前瞻...     

新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等,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正确地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不断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制度保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的指导、引导、协调和服务功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在维持农村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制度厚实、制度空间与区域发展

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愈来愈多地开始倾向于用制度和社会文化因素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本文回顾了西方制度取向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背景及其主要研究内容,并在探讨制度厚实和制度空间的理念及其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西方制度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现及其不足。本文认为,对于制度转型时期的大国-中国而言,倘能将包涵尺度特征与制度套叠变化的制度空间理念纳入到大规模制度变迁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区域空间差异的解释能力。     

治理术与地理学:研究述评与展望

治理术作为福柯后期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已被广泛用于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本文在福柯的著作和西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治理术的概念,归纳了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主要应用。福柯的治理术主要包含治理技术和治理理性两个向度;治理术的分析框架以生命政治、计算和治理目的为支柱;与这一分析框架相对应,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应用集中在以下三个话题:族群与生命政治,领土与计算,认知/空间合理性和城市管治。治理术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在解释中国的单位制度和户口制度、阶级斗争和空间非均衡发展、分税制和城市规划及加强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化和学术贡献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演进：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发展历程不仅显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上的不断升华,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将对以人民内部矛盾化解为主的社会治理从重点到思路再到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规划了更具现代蕴意的运行逻辑和目标方向。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总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和13个方面的任务。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努力提升地方志事业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划了一个蓝图,擘划了一个总纲领,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