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语言使用的层次问题

阅读先秦诸子,发现其对语言的态度不尽相同。分析其不同,发现其关注点不同而使用的语言也有不同的层次。明白语言使用的层次性,至少对训诂、阐释、语文教学等有意义。     

论先秦诸子的抗灾赈济措施

先秦时期．天灾和人为的灾荒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困苦,先秦诸子为此提出以农为本的思想和储仓措施,探讨赈济策略,并提出诸多有效的措施。其中某些抗灾救荒的思想至今还有借鉴意义。     

先秦诸子天论的形成及其演变

先秦诸子的天人观建立在远古天帝崇拜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天命、天志、天德、天道诸说,由此造成了诸子思想的分野。这些观点在春秋时期不断融合：天命说不断弱化,演化入政治学说;天德说得以细化,形成了伦理学说;天志说逐渐衍化,归入宗教学说;天道说在融合中分途,逐渐成为义理和伦理的象征。     

先秦诸子的“社会之法”思想述评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分封制走向瓦解,新兴的王权专制政制产生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面对社会的巨变,伴随着私学的兴起,出现了深远影响我国历史走向的诸子学派,他们面对社会出现的种种新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理论,希望为社会的治理和个人的行为提出准则。     

先秦诸子论历史盛衰

先秦诸子承认历史盛衰变化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其历史盛衰论产生的思想前提。先秦诸子还认识到盛衰变化和转化的必然性。对于决定历史盛衰的因素,先秦诸子从历史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深刻、多维的思考,他们关于历史盛衰的总结和思考,对我国民族的历史思维及后世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康有为先秦诸子考辨之考辨

戊戌政变之前的10多年间,康有为的主要精力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这使他聚焦先秦诸子,不仅对众多的先秦诸子予以身份确证和学派归属,而且从不同角度对他们的思想予以阐发。与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的需要息息相关,康有为的先秦诸子研究以孔子为中心,用力最著的便是对孔子之学的系统梳理。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宏博会通 寻源探本——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研究方法

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由“考辨”、“通表”两部分组成,他以《纪年》订《史记》,考证诸子年代、行事,注重宏博会通、寻源探本,具体运用了传统考据学中本证、旁证、理证、存疑等方法。     

浅谈对中国先秦时期货币的初步认识

中国悠久璀璨的历史明中有一枝奇葩,这就是中国的货币化。它自成体系又受到外来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先秦时期的中国货币在不同的地域中体现出多元化的色彩。中国古代的货币是古代劳动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本人拟对先秦中国早期货币化作一初步探讨,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指正。     

先秦儒家的磨练意志法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在其德教实践中形成了磨练意志的一系列具体方法,我们应该对这些方法进行取精取糟、系统整合,吸收这些方法中所蕴涵的积极成分,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     

Smith,Richard J.The Qing Dynast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is book is the third enlarged and revised edition of China "s Cultural Heritage:The Qing Dynasty,1644-1912,published in 1983 and in 1994 (both with Westview Press).     

清末和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

历史上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是伴随着厦门近代城市的形成不断发展起来的。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厦门及其附近的泉州、漳州等地的投资为1.28亿元人民币(建国初价格),约占同期华侨在福建投资的92%。华侨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投资最多的是房地产业,约占总投资额的46%,其他投资领域依次为工业、商业、交通业、农矿业和金融业。华侨在厦门的投资符合当时厦门作为归侨、侨眷聚居的消费型城市的各种需求,对厦门现代城市规模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厦门近代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     

清末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

清末修律中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頗爲激烈,引起朝廷、督撫、資政院以及報刊傳媒的廣泛關注。論辯雙方甚至人身攻擊,並各引外援,組織政黨,可謂清末思想變遷史上的難得案例。不過既存研究往往囿於傳統"禮法之爭"的論述框架,過於强調西方法理和中國禮教競爭的一面,忽視中與西、新與舊等因素其實可以並存於同人同事。論辯雙方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資源。時人積極參與討論,其旨趣也往往不在法律本身,而是關注時政和國家的未來。其中的收回法權問題始終制約着論辯雙方的思路,禮教的地位因爲可能影響到國權而受到質疑,對於五四時期的思想道德革命不無引發之功。     

清康熙时期的蒙古行纪

行纪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这类作都是作据亲历所,内容丰富、生动、具体,其中许多内容还为官私述所不备。本选取清康熙时期扈从康熙出巡塞外(主要是蒙古地区)诸臣所留6篇蒙古行纪,结合相关官私史料,重点从口外蒙古地区的农业发展情况、木兰秋弥、多伦诺尔会盟等三个方面探讨行纪中有关蒙古地区的独特记载。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清代誠齋詩學與唐宋詩之爭

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甚豐而風格別樹一幟,他受到同代人賞識,卻不見重於元明兩代,到清代更是屢受惡評。在當時詩學的唐宋詩之爭中,誠齋詩往往不容於雙方。直至清末,纔受到同光詩人的推尊。本文通過梳理清代誠齋詩在唐宋詩之爭中的各期發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詩人的誠齋詩觀,指出夏敬觀是清代第一個全面肯定誠齋詩的學者,楊萬里的詩史地位最終因同光派而得以確立。     

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

清代是中国茶叶外销兴盛时期。由于世界茶叶市场的需求拉动和国内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叶出口量迅速扩大,成为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获取了丰厚利润。茶叶贸易对发展茶叶生产、改善交通运输、活跃金融、繁荣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成为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重要武器。     

清皇室发源地及清肇祖探讨

本对当前有争议的清室发源地和清肇祖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辨,提出了清室发源地为东城即今吉林省敦化市之说,同时提出了清肇祖孟特穆并非猛哥帖木儿的看法,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多有助益。     

明朝立国前后的军中舍人与演武余丁

在明朝建立之前,为了保持军力,大批在伍官兵户下的男丁被以操练舍人或演武余丁的名义提前招入军中训练并参战,进而演化出多种名目的 舍人和正军家下男丁可合法代之参战的制度.明初军役仅由正军负担的传统观点需要适当修正.明朝建立后,多种名目的 舍人逐渐被撤销、合并,最后仅存散骑舍人和听差舍人,但提前入伍的祖制以幼官舍人营和随侍营的名义保留下来,只是其军事职能日渐丧失,逐渐沦为猥贱杂差.明朝中后期,由于卫军逃亡等原因,明廷重新捡起强征舍人、余丁入伍的"法宝",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乾隆时期宫廷对藏墨的整理

乾隆时期,对宫廷内藏墨进行了大规模地整理.整理的方式主要为清点、鉴选、分类、装箱、修补、再和.再和时将较多的旧墨、破墨捣毁,制成新墨,还对个别旧墨进行复制.这一活动使大量旧墨得以保存,同时对大量藏品进行毁墨再制,使原本流传的墨改形易容,后人知其物不识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