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藏三方“容膝”刻石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一方存隆兴寺,两方藏于民间。隆兴寺藏的一方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原始刻石,但漫漶严重。第二方系摹刻前石而重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刻石文字之缺。第三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刻石中时代最晚者。     

“廉生威”的来历

<正>"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西安碑林博物馆中一块刻石上的36字《官箴》。这块刻石为清人颜伯     

“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考析

本文通过对"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的考证,从结字、笔法、章法几方面深入分析,探讨该刻石为西汉之物的必然性与充分性,其奇特性、稀缺性,是迄今发现在晋南乃至山西境内极具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重要石刻文物。     

《金石录》“祝其卿坟坛”刻石新考

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的"祝其卿坟坛"刻石,首见著录于赵明诚《金石录》。此后的金石学者对该石多有考论,但对"祝其"的误识延续至今,对"祝其卿"的身份也一直是众说纷纭。笔者审视原石拓片,结合出土文献,说明《汉书·地理志》"祝其"乃"况其"之误。《祝其卿坟坛刻石》中的"祝其"始于赵明诚根据《汉书·地理志》对"况其"的误识,后来学者多沿其误。"祝其卿"乃是"况其卿"。笔者进一步推测《况其卿坟坛刻石》中的"况其卿"即是《尹湾汉墓简牍》中的"况其邑丞",名字叫孔宽。     

榆林东汉“人民顛到相食”与“乐陵相任君”刻石拼合研究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藏"乐陵相任君"与"人民顛到相食"两块东汉铭文刻石,经拼合实验证明来自汉画像石墓中同一块中柱石。拼合后的刻石铭文中包含明确年号及历史事件等重要信息,为考察东汉永初三年(109)并州刺史部发生的"民相食"大饥荒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两石的拼合及铭文识读,不仅可以补史,同时也揭示了汉人的丧葬观念,还为类似文物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     

鸿胪井刻石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兼试论“井两口”

唐鸿胪井刻石的研究中,关于"册拜靺靺"之使臣姓名,引发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论。我们认为"崔忻"与"崔?"是同一个人;"忻"与"?"是同一人的名与字;刻石中"井两口"的意思历来也有争议,我们考证"井两口"之典出自《周公解梦·两口井》,意在自警。     

正定藏三方“容膝”刻压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一方存隆兴寺,两方藏于民间。隆兴寺藏的一方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原始刻石,但漫漶严重。第二方系摹刻前石而重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刻石文字之缺。第三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刻石中时代最晚者。     

晴隆“欲飞”石刻考

晴隆县飞凤山上"欲飞"石刻,为1982年公布的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宗《黔记》、雍正《安南县志》、民国《晴隆县志》等史志相传为明将邓子龙所书,因文字疏略、寥寥数语,刻石时间、原因阙如,故考证之。     

山西东部明长城上的“李宗枢刻石”

山西东部的左权、黎城,在靠近晋冀省界的两处明代长城关口上都有"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季春吉旦巡抚河南都御史秦中李宗枢建"的刻石,记录了明嘉靖年间,北方蒙古部侵入山西,直达晋东及晋东南等地,时任河南巡抚李宗枢为防御来自山西的虏患,特意沿两省边界筑墙守隘的历史。在这次边界防守中,李宗枢留下了许多标示重要关隘的刻石,反映了当时河南地方修建长城的规模。     

金乡汉墓“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刻石考议

山东济宁金乡汉墓出土刻石有涉及盗墓行为的文字。有学者解读为对"发""丘"者的诅咒。刻石文字作为重要的社会史信息,反映了当时盗墓行为的普遍。而其中所见"孝思贞廉,率众为善"等,则是正面的道德宣传,与"发""丘"形成颇为特殊的关系。金乡汉墓石刻所透露有关盗墓与反盗墓及其他文化现象,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侧面体现汉代社会文化多层次多色彩的复杂风貌。     

卓越千年的国宝——秦泰山刻石

正泰山上下,石刻极多,历史悠久,年代连续,内容广泛,风格各异,可谓一座露天的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而其镇馆之宝,当首推秦泰山刻石。秦泰山刻石是泰山第一刻,开创泰山刻石之先河,是秦始皇的颂德碑。秦泰山刻石乃书法大家秦相李斯所书,李斯小篆不仅是"汉晋碑铭所从出",更是"古今所师";秦泰山刻石是大秦帝国结束先秦各国各说各话、各书各字的历史,实行"书同文"的典范之作和实物例证;秦泰山刻石是当今仅存的两通秦刻石之一,且是字迹     

隆兴寺攀松古藤与“松风萝月”大字刻石

<正>定隆兴寺原养性斋院西墙上嵌有"松风萝月"大字刻石,为明天启年间的知县吕一奏所书,笔法遒劲,洒脱自如,不仅是一件书法艺术佳作,也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增添了实物资料。     

论“约束”——从汉代有关“约束”的几件石刻谈起

1931年河南偃师出土一件汉代石刻东乡通利水大道约束刻石,而铭文长期未得通读。本文从考释该石刻文字入手,对有关汉代"约束"文书的几件石刻及简牍材料铭文进一步确释,并予以综合研究,梳理"约束"在古代的缘起与存续过程,指出"约束"这一文书形式与民间民众组织的密切关系,说明类似石刻材料是研究古代基层社会的重要资料。     

汉代画像石“荆轲刺秦”图像探讨

汉代画像石中的"荆轲刺秦"图像分布于山东、四川、陕北、浙江等地,在构成要素上具有基本相同的图像格套。古代文献与刻石图像的比较表明,陕北和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上的"荆轲刺秦"图像最为契合《史记·刺客列传》之描述。儒家所倡导的忠义孝勇的道德规范及复仇行为的盛行是其广为流传的社会基础,这一故事成为了汉代中下层官吏及豪强富绅昭彰逝者、训诫子孙及崇丧邀名的典型事例。     

威县出土《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新探

《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1913年出土于河北省威县,1933年的《河北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其拓片,并刊载了时任威县县长崔国卿的短文《威县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考略》,封面更集刻石中的"河北"二字为刊名。本文在崔考基础上,对刻石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其所记载的黄河水患、县城迁址等内容,可补威县地方的变迁史,而其集王羲之字,自由洒脱,一气呵成,颇具王体神韵,可与唐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集王书法刻石的双璧。     

苏轼的“尚意”书法与《集归去来辞诗》刻石

本文围绕西安碑林藏苏轼《集归去来辞诗》刻石,对苏轼的“尚意”书法不践古人、追求个性自由的本质,及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略加述评。对该刻石所据之墨迹本的由来及刊刻者邓霖其人,对苏轼这件书法作品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略加考述。认为《集归去来辞诗》刻石之“六首本”和“十首本”各有出处,不能因为《苏轼诗集》收录10首,便轻易否定“六首本”。     

“野水”诗作者并非宋高宗赵构

近日路过潮鸣寺巷,见巷口北侧墙上新嵌了一组有关该巷历史的刻石——这是背街小巷整治后的成果,潮鸣寺巷也由此更具文化味了。然而,三方刻石中一方所镌“野水”诗的作者却误为宋高宗赵构,白璧微瑕,可惜了上好的石材。     

雅俗共赏说“龙飞”

<正>古莲池高芬轩北壁正中,嵌有清代康熙皇帝玄烨御书“龙飞”二字刻石一方,刻石长114厘米,宽60厘米,上钤“康熙御笔之宝”篆文方玺。“龙飞”二字字径约50厘米,魄力雄浑,神韵脱俗。这两个擘窠大字不仅得到内行们的很高评价,而且也受到普通游客的赞赏,“龙飞”刻石前,经常吸引不少游客留步观赏,可以说,在莲池众多的碑石中,“龙飞”二字是最雅俗共赏的书法艺术作品。     

会稽“淫风”考

长期以来在一些历史著作中,有秦代会稽地区“淫风”盛行的说法。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究其错误的来源,与对一条史料解释的不恰当有关。若认真考察这条史料,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不仅不能得出会稽“淫风”盛行的结论,而且可以发现令人饶有兴趣的新问题。 引起误解的一条史料来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由咸阳出发向东南巡行。当他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时,像以前几次巡行一样,在山上刻石留念。在这块刻石中,除一     

毌丘俭征高句丽“刻石纪功”再探讨

一“刻石纪功”记载的歧义与影响曹魏毌丘俭征高句丽的历史学界讨论较多,其中关于“刻石纪功”的问题是一个重要议题。核心争议点是在该历史事件中究竟刊刻了几通石碑以及石碑所在位置等问题,同时也牵扯到高句丽都城国内城是否是不耐城的讨论。笔者认为造成目前争议的根源在于《三国志》的记载存在歧义,后史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理解,使得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