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写版考述

就现存的中国古代典籍而言,雕版印刷方式占居绝大多数.雕版印刷一般经过写工写板、刊工雕版、印工印刷、表褙工装潢等环节.写工负责原稿写样,写样敷于版面后刻工负责根据版样刻字;印工负责敷墨刷印;表褙工又叫做装潢匠,负责书籍的装订.有些书的刊刻是集写、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有的是分工各司其职,合作完成.在刻书业兴盛的宋代,往往在书中留有或繁或简的刻工姓名,刻工姓名大都在刻书版面中缝的下方.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责任之外,在当时可能仅为统计工作量以便发放报酬的依据.但由于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为后人考查一部书籍刻印地区或刻印时间,进而进行版本考定及研究提供了线索.而刻板前的重要环节写板的信息在书中记载却极为少见.     

北齐卢誉墓志考

1992年,涿州出土了一方北齐墓志,志主为范阳卢氏后裔卢誉,乃世家大族子弟,志文中关于卢誉之妻为同郡祖氏的记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通婚交好的实物例证。此志文辞华丽,书法严谨,刻工精湛,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也为研究范阳卢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金石资料。     

中国古代“飞蝗避境”现象记载与史家观念演变

"飞蝗避境"是始出于西汉末年史料记载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关于其出现原因历来学界多有争论。笔者通过梳理自汉代后记载关于此现象的史料并分析发现,关于"飞蝗避境"现象记载的产生及发展是在基于一定客观现实状况下,史家观念受到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及谶纬学说的影响,而将此现象有意识的与良吏、德政相联系,最后发展成为史家记载良吏和贤德人物的固定书写模式。这一过程起于西汉末年,东汉迅速发展,至魏晋之际逐渐发展完善,转变为与"猛虎渡河""鸟雀集庐"等并存的史家书写模式。中唐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天命史观向天理史观的转变,"飞蝗避境"这一书写模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明清石刻刻工辑补(一)

关于明清时期石刻刻工的辑录,曾毅公和程章灿在其学术著作中已收录较多,但仍有遗漏,笔者依据《三晋石刻大全忻州市宁武县卷》对明清时期的刻工予以辑补。     

漫谈写刻工 雕板写刻工〔二〕

现存世最早而且有着具体刻印时间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卷尾镌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这只记录了主持镌刻人,而没有实际操刀者。见于记载的最早刻工,当为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在四川镌刻《开宝     

书法艺术与游览胜地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我国特有的造型艺术。它是汉字的书写艺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文字,是为了用文字来记载事情,传达和交流思想。但中国文字的书写,不但要求写字,而且要书写美观。这样,日积月累,又慢慢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它既有实用性,又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作为书法艺术,它的主要功能应是供人们欣赏。     

民国《赤溪县志》方言书写与客家形象建构

民国《赤溪县志》作为广东省赤溪县历史上纂修的唯一一部县志,详细记载了从清同治六年(1867)设厅以来到民国初年间赤溪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地情。客家方言书写在该县志中占了很大比重且尤为精彩。比较同时期周边地区地方志中方言的记载,《赤溪县志》客家方言书写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深入分析民国《赤溪县志》中客家方言的书写,特别是客家方言的取材来源、内容成分、取证引证以及方言所附的客族源流史,可知民国初年赤溪地方精英人士正是通过对方言进行加工和阐释,以期建构赤溪地方文化形象尤其是客家形象的心理诉求。     

《楹书隅录》误定版本考略

《楹书隅录》著录宋元校钞二百六十九种,但由于作者杨绍和极少利用刻工、讳字等方法鉴定版本,因而失误之处不少。本文据版武、刻工、讳字、序跋等,以知见为准,共蒐集到九种误定版本。     

从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看地方志女性历史书写的模式化

方志中的女性历史书写往往使用特定的模式。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记载的贞孝节烈四种类型女性,其身份、行为甚至言论都各自遵循相应的书写模式,以构建出符合官方理学教化标准的历史文本。通过方志中模式化的女性历史书写可以看出,方志作为承接国家意志的地方历史文本,其历史书写中,客观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书写的束缚,只能让渡于现实对于历史书写的需要。而相对于方志中历史书写构建出"历史事实",这种历史书写本身的构建过程则是另一个层面的"历史事实"。     

古埃及人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

字和书写材料、书写工具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从此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便有献可以稽考。埃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字的国家之一,大约公元前3500年,埃及就已经有了字,最初是图画字,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发展成体系完备的象形字。     

明清海南方志亲属称谓习俗研究

明清时期是地方志繁荣发展时期,海南共修方志88部,除散佚外有46部记载了风俗志。其中有7部记载海南的亲属称谓,分别从祖辈、父辈、己辈和子辈记载父系血缘关系的亲属称谓习俗。记录形式较简单,保留了古字书写特征,在历史文献学和民俗学研究方面有重要价值,亲属称谓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有助于家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     

《蜀山图歌》拓本考述

《蜀山图哥矢》拓本为我国元代赵孟频书迹,其尾页还附有明代陈继儒、李流芳,清代陈奕禧三人跋。全本刻工精良,拓印清晰,不失为一件书法、刻工、拓印三绝之艺术作品。     

专栏导言

正中国历史悠久,文献记载丰富。以汉字载体观察中国文化脉络,甲骨文、金文、简牍和纸张,各自堂而皇之地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书写。主力载体之外,帛练和石质材料是书写载体的重要补充,石刻伴随着中国文献所有的历史时期。《墨子》多次使用这样的句式表达重要思想的传播:"书之竹帛,镂     

元代石刻刻工补正——以方志文献为据

<正>关于元代石刻刻工,前辈学者的各类辑录基本已将现存各种金石书目及考古资料搜罗详尽,总共录得1067条。然而笔者在翻阅《中国方志集成》《中国方志丛书》《地方金石志汇编》《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等未被利用的方志史料汇编时又多有所获,期间也发现了各类刻工辑录的一些讹误或缺漏之处,合计33条56人,参照程章灿先生《石刻刻工研究》之体例录为一文。     

明代宦官杨庆墓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

2005年10月在南京江宁区韩府山东麓发掘的杨庆墓,是一座规格较高且形制独特的明代宦官墓葬。墓主杨庆,永乐时期极为受宠,永宣之际备受重用,并还参与过郑和七下西洋。墓志揭示了杨庆在永乐朝受宠有其必然性及其在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杨庆墓采用了铁索悬棺的奇特葬式,可能体现了宋元以来热衷道教的宦官对这种葬式的心理认同。杨庆墓志的书写人与刻工均为极一时之选的名家,从一个侧面印证出杨庆即便左迁南京依旧权倾一时。     

洛阳龙门出土神会塔铭考辨

唐代荷泽大师神会,是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使禅宗南宗敷扬显发的关键人物。关于他的事迹,僧史文献已有记载,但诸书所记互有矛盾,有些重要史实又语焉不详。1983年冬在洛阳龙门镇发现了神会的建身塔铭,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温玉成、李学勤、杨泓等先生皆有著论,考释精辟,论据确凿,匡正旧说,很有新见。然而由于此塔铭利用旧有墓铭,且刻工潦草,致有错舛,所述又较简略,今参考史籍,进行稽考。     

元代石刻刻工拾补

元代石刻刻工主要见载于《石刻考工录》、《石刻考工录补编》,二书网罗宏富,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囿于时代和条件限制,难免缺漏疏误。从新见石刻拓本图录、各地新出或原受时彦所遗落的金石文献资料中检得涉元刻工近百人,补充碑目近百篇,以补各家著录之缺失并作出订正。     

古砚材质的主要种类及表现形式

<正>砚是我国传统的书写用具,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相适应,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近年考古发现,砚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一直可以上推至5500年前的黄帝时代。根据史料记载:砚在汉代以前称作"研",从汉代开始才改称为"砚"。砚是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刘熙《释名·释书契》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     

论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抢救与保护

贵州布依族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布依族文献古籍主要是以汉字记音和自创的表意方块字来记载的。由于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文字体系,不同地区的布依族文献古籍的书写记载方式各不相同,只有掌握使用这些文献古籍的布摩先生能够识读。人们对这些文献古籍的价值认识不足,其搜集、整理和保护只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许多保存民间的文献古籍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国现存较早的铜雕母钱——明“嘉靖通宝”当十大钱

铸钱,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由泥范、石范、金属钱范铸钱,发展到用“母钱”翻砂法和机器制钱,历经了三千多年。“母钱”有两种,即“雕母”和“铸母”。所谓“雕母”,就是用铜块、锡块或牙、木、蜡块,由刻工用刀在上面雕刻出文字和钱样来,这是最原始的钱样,俗称“祖钱”或“雕母钱”。据史书记载在六朝后期开始用“母钱”法铸钱,到唐初用“母钱”翻砂法铸钱的技术已很成熟,这种方法一直延用到清代晚期才改用机器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