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音近义通”说的反思——近年来汉语词源学研究趋势管窥

明清以来,“音近义通”说畅行,开创了汉语词源研究的新局面。然而,由于“音近义通”说之“音近”概念模糊,且在实践中往往忽视了“义通”的因素,因此影响了汉语词源研究的进展。近年来,学们开始对“音近义通”说进行反思,指出音义二不可偏废,应互相制约,两维交叉：有的学还认为,音义二关系应以义为纲,以音为纬．而在意义的研究上,则开始从发生学及认知语盲学角度探索同源词语源义即“义类”的生成及其作用。     

《释名》词语探源

《释名》有的词语,在其他典籍未见或罕见。本以考汪词义为宗旨,对该书部分词晤,系联其“声近义通”之词,从音义或意义上探其来源,继而训释其义。     

《释名》声训中的声符示源功能研究

声训是一种很重要的训诂方法,也是探求词源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是对于什么是声训,声训的范围、目的,各家看法不完全一致。例如,王力《同源字论》：“声训,是以同音或音近的字作为训诂,这是古人寻求语源的一种方法。”[1]张永言《训治学简论》：“声训又称‘音训’,就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字（词）义。”“声训汉儒已广泛使用,但还缺少科学性;到了清儒,才以较为精密的方法,运用‘音同（音近）义’的原理来研究训沽（明假借、溯语源、探义根、寻词族）,取得很大的成绩。”[2]白兆麟《简明训诂学》：“因声求义,旧称声训或音训…     

论《古书疑义举例》的成就及不足

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在中国训诂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总结了传统训诂学,又开了近、现代训诂学的先声。本文对该书的成就及不足进行了深入地探讨,重点讨论了该书在传统的训诂学、语法学和修辞学上的贡献。     

《经传释词》音转情况考察

《经传释词》运用声近义通、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注解了许多古汉语虚词。本文通过对其音转情况的考察,旨在探讨其＂就古音以求古义＂方法在虚词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论证此书在虚词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浅析因声求义在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

“因声求义”是训诂学中解释词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它主要用来推求语源、解释连绵词和解决文字上的通假问题。在现代语文教学中,文言文教学是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本文针对文言文教学中遇到的疑惑和难题,通过采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来论证“因声求义”在文言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再议“右文说”

“右文说”是训诂学上的重要理论,历来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如何辩证的看待并客观评价其功过,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学习声训有重要意义。     

试论阮元在训诂学上的贡献

本文认为,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以其在训诂学上的杰出成就,足以跻身于清代一流训诂学家之列而无愧色。他找到了异字同义以及声近语同的根源。他将研究训诂之学与探求古代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文字古义作为考定古代文化的一个依据。他还将训诂学运用于历史考证方面。此外,他主持编刻的《经籍诂》、《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皇清经解》等大型书籍,为训诂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世说新语新校》商榷——兼及校勘古籍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李天华先生新著《世说新语新校》胜义甚多,然由于本书以采用理校法居多,而理校法“最高明,同时也最危险”,故书中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就该书中的数条校文提出商榷,同时,为使古籍校勘言而有据,本文还提出：校勘原文所引古书时,应以外校法为主;原文文从字顺者,不必另行标新立异;“音近义通”可作为校勘时的依据,然不可滥用。     

王筠《毛诗重言》述评

清儒王筠的《毛诗重言》是第一部系统专门整理与分析《诗经》重言的专著。该书体现的语言学思想主要有：第一,突破字形限制,采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重言与联绵词关系的再认识;第二,对“或体”“分别文”“累增字”等的看法。《毛诗重言》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对《毛诗》的重言的共时与历时研究有借鉴意义;第二,突破文字的局限,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方法;第三,下篇“单字即同重言者”有开创之功;第四,对《毛传》、《说文》中有疑议之处有所阐发。其局限在于：第一,拘泥于《说文》;第二,词义分析与重言分类有所不足。     

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简文研究補正

一玉简文云:余身遭病,为武戚忧,反昃,无间无瘳,众人弗知,余亦弗知,而靡又鼎休。“鼎”,从曾宪通等先生释注1。字当读为“贞”,《说文》云:“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一曰鼎省声,京房所说。”《说文》又于“鼎”字下云:“籀文以为贞字。”“贞”、“定”义通。《释名.释言语》:“贞,定也。精定不动惑也。”《荀子.儒效》云:“反而定三革。”杨注:“定,息也。”二玉简文云:东方有士,姓为刑法,氏其名曰陉。洁河以为法,静可以为正。“士”字从李家浩先生释注2。“东方有士”指下文“使明神智吾情”一句中的明神,即天之刑神。“士”是法官…     

训诂学研究与当代意识

周光庆先生《二十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得失》一文说：“20世纪即将过去。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训诂学的历程,既为它的巨大创获而欢欣。也为它的重要失落而惋惜。最近几年来,训诂学的局面是有些冷清了,以至连什么是训诂学、训诂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也难以引起坦诚而热烈的讨     

训诂学能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建国以来训诂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训诂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萌芽时期,可以一直上溯到先秦.到了汉代,便已是一门内容丰富、方法齐备、硕果累累的专门学问了.说它年轻,是因为把“训诂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加以研究,毕竟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而训诂学获得长足的发展,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十几年间.从1980年陆宗达先生的《训诂简论》出版至今,已有10多部训诂专著问世,可见政治气候的好坏,对训诂学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     

论王念孙父子的治学特点与影响

王氏父子治学特点别具一格:一在于其思想观念上的“通”,不拘泥于汉儒师说,不束缚于前贤定论,不局限于文字形体,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二在于其知识运用上的“博”,即博采经、史,旁通诸子百家,这是知识的广博;综合运用各科知识、各种手段,对古书字词加以校勘训释,乃至一字之证,博及万卷,这是手段的多样,两者使得王氏父子发现和解决问题比别人高出一筹。三是其研究方法上擅长于“音”,即比同时人和先贤更多地更科学地运用音韵学理论和方法于校勘学、训诂学事业,广泛采取“声训”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与优势。     

金坛教育家韩大受旧闻逸事

早就听说华罗庚的启蒙老师、训诂学大师、金坛赫赫有名的教育家韩大受先生,他病逝于“文革”时期,晚年是在南京青龙山林场度过的。     

学者·大师·革命家黄侃

黄侃,字季刚,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与章太炎先生并称“国学大师”、“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同时,他又是一位早期农民运动的活动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读上博楚简小识

上海博物馆藏竹简《缁衣》第十五简中有一个字形作雀,整理者隶定为“雀”,读为“爵”。此字在对应的郭店楚简《缁衣》篇中,字形为“雀”,雀、爵二字音近相通,《说文》：“雀……读与爵同。”读为爵是对的。但对此字如何隶定则值得讨论。对此字的隶定已有文论述,或说：     

谈“宝”论“富”

从"宀"、从"玉"或"贝"(或兼从"玉"从"贝")之形应该是"宝""富"共同的表义初文,即屋中藏有玉、贝,它既可以表示"珍宝"之"宝",也可以表示家中很有财货即"丰于财"的"富"。后来为了区分读音相近的"宝""富"二字,于是在它们共同的表义初文上添加"桴/缶"声即成"宝"字,添加"畐"声即成"■(富)"字。两周金文中,"富""宝""福"关系密切,彼此可构成糅合字形。师■簋盖铭"永宝用"之"宝",器铭异文作"■〈■(富)〉",宜看作形音皆近的两字相通之例。朋叔壶盖铭"■"应释作"福",它与器铭"宝"是音近相通的关系。     

王夸布币考

《中国古今泉币辞典》4425著录一枚罕见的三孔园足布,铭文或释“王夸”。原件藏北京市首都博物馆,曾于1990年亚运会艺术节期间公开展览。 地名“王夸”,典籍未见。但典籍“望诸”、“望都”似与“王夸”有关。 “王”、“望”古音均属阳部,音近可通。战国古玺“望”作“（臣王）”（《古玺文编》8.5）,从“臣”从“王”,“王”为声符是其佳证。 “夸”、“诸”古音均属鱼部,音近可通。《战国策·西周策》“樗里疾”,《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索隐引《纪年》作“楮里疾”,一本“楮”作“褚”。《庄子·让王》“原宪华冠”,《韩诗外传》一“华”作“褚”。以上“夸”、“樗、“华”均从“亏”（于）声,此“亏”声系与“者”声系可以通假之确证。     

段玉裁楷书七言联

段玉裁(1735年～1815年),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时人因此称之为“金坛”。且因其斋名“经韵楼”,人亦以“经韵楼”称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举人,官四川巫山县知县。以文字学和经韵学方面的重要贡献闻名于世,与桂馥、王筠和朱骏声合称清代四大文字学家。著作有《说文解字注》,是研究训诂学的重要参考书。此楷书七言联,绢本,单条尺寸纵124.6、横27厘米。文曰:“未央树色春中见(“见”同“现”),茂苑莺声雨后闻”(图一)。钤“段玉裁印”白文印及“茂堂书画”朱文印各一方。两印间有段玉裁自署款:“钱竹汀说文解字叙,茂堂作楙堂楙本字。”其中“本字”二字间钤“小宋”(连文征的别号)朱文印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