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以下简称傅著）自去年下半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推出中文版之后,今年元月在中国大陆出版,首版50万册。《人民日报》元月16日率先在要闻二版发布《邓小平时代》出版中文版消息,6天后又发表记者对傅著作者3000字的专访《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出版当日,新华社发文《“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24日,《光明日报》紧接着也发表了记者的访问记《傅高义：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竞相报道一个外国学者的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如此盛况,可谓空前。     

怀念地质工作的先驱李捷先生──为纪念他诞辰100周年而作

怀念地质工作的先驱李捷先生──为纪念他诞辰１００周年而作贾兰坡李捷先生（１８９４—１９７７）字月三,河北省成安县人。１９１６年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学界的老前辈章鸿钊和丁文江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地质人才,于１９１３年创立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改...     

第十四届国史学术年会总结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共同主办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为主题的第十四届国史学术年会,圆满完成了两天的大会发言和讨论交流。根据会议议程的安排,由我对本次国史年会的参会论文作学术总结。在9月22日的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荆惠民致开幕词,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发表了讲话。荆惠民     

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炎黄春秋》去年第5期刊登施滨海先生的文章,批评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有“硬伤”。他指的是,傅著中有的叙事是“作者发挥想象力”的结果,有的引文则是“曲解”,甚至是“无中生有”。     

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有感

正1995年农历年前,中央要搞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的消息在学术圈内已经传开了。有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给我打电话,征询我的意见并邀我参加。我说搞清三代的年代当然重要,但要搞"工程"就不知道能搞成什么样子了。学勤先生说宋健同志是国务院主管科技的国务委员,习惯把项目说成工程,其实和一般说的课题研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宋健同志说叫工程目标更明确,容易督促,容易在有限时间内实现。     

本刊专访《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 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什么

"请大家落座。"主持人说了两遍,还是没人愿意坐下。人们都踮着脚,想要透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多看几眼主席台中间的那位老者。1月18日,《邓小平时代》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所有来宾热切关注的正是这本书的作者——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他也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知名的中国     

对望都汉墓壁画内容说明的两点不同看法

一九五四年"文参"第十二期姚鉴同志的"河北望都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壁画",今年夏北京历史博物馆又编印成专书"望都壁画汉墓",由姚鉴、李捷民、李锡经三同志将该墓结构壁画铭赞及出土文物等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这两种著作,对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生活方式和文物制度、建筑绘画等,都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纪念王震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京联合举行纪念王震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史学会会长陈奎元,国史学会和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国史学会顾问、中纪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组长王庭大等出席了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延安精     

“中国先生”傅高义带着忧虑走了

2020年12月20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因病去世,享年90岁。在美国,他同时有“日本先生”和“中国先生”之称。1979年,他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高居畅销榜榜首。2011年,他倾10年之力写就的《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称之为“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记录”。     

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研究评析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介入中国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工作中,他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共产党主导下新秩序的构建行为与社会的适应过程。傅高义的中国研究带有功利主义色彩,是响应美国政府现实需要的产物,但在研究过程中傅高义基本保持了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在整体上具有冷静、客观的特点。傅高义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新秩序的构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中央政府行政权的向下贯彻、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以及带有政治意味的集体主义观念对社会关系的重塑。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邵长兴方家学术思想研究

<正>千里送良知,慧眼达共识。2002年11月,笔者时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史志研究中心主任,主持编纂大型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方志学》,正需要方志名家指导参与之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某位热心同志告知我说:"你不是要结识方志名家吗?可巧有一位著名老者邵长兴先生正在北京办     

关于悼念殷增涛同志《挽联》的形成过程

2013年7月31日晚7点,我接到郭胜伟同志的电话,说刚从《武汉宣传》上看到我悼念殷增涛同志的两首诗,并赞赏我为殷增涛同志追悼会所作的挽联.放下电话我总感不安,因为殷增涛同志追悼会挽联的真正作者应该是董宏猷先生、陈伯安先生,我只是根据他们所作的挽联进行了局部删减调整,所以希望将这个过程还原,也消除一些误会.     

从吴江的嘱托说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

正吴江的嘱托知名思想家张显扬先生于2013年9月18日去世后,笔者经师母张靓文的同意,开始整理他的有关遗稿、书信和一些资料。不久前,发现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资料室的档案袋,档案袋上张显扬先生用红笔写着"吴江同志交我保存的两个材料,1989.3.7"。文件袋中确实有两份材料,第一份材料是1985年6月24日吴江致胡耀邦秘书张耀光的信,全文如下:张耀光同志:送上最近我的文章一篇     

一本可以相伴一生的好杂志

作为《名人传记》的一名忠实读者,我从发现这本与众不同的杂志到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在高中的时候,在一位同学的影响下,我喜欢上了历史。不过,我那位同学热衷于古代史,而我更喜欢近现代史。因此,我买的书也多是偏向这一方面的,比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     

记杨德淳先生谈徐悲鸿

解放初期,我在五兵团《连队生活报》担任美编,因此结交了不少团队的作者,陶金和同志便是其中之一。陶金和同志曾几次对我讲：“我写写杨德淳是徐悲鸿的好朋友,他家有很多徐悲鸿的画,解放后我舅妈才从重庆运回贵阳。”金和同志说：“全是徐悲鸿亲手画的。”我说：“好吧！哪天咱俩去看看,如有,我请客,如没有,你请客。”就此约定。杨德淳先生是贵州天柱县人,早年因不满蒋介石而退出国民党军政界,抗日时期在重庆开了个火药工厂,徐悲鸿先生常借住他家作画。一个星期天,我和陶金和同志回到贵阳市余家巷四号拜望他舅舅杨德淳先生。杨…     

从小就有“先生”样子

正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作"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作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     

周总理与叶圣陶先生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的某一天,我去东四八条看望叶圣陶先生。叶先生显得忧伤憔悴,浑浊的眼球又添了几缕血丝,桌上放着眼药水。我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叶先生啊!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跟您说起过,今天非说不可了,您听了可不要太难过。"叶先生说:"你尽管说。"我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说开了,还没听完,叶先生忍不住"哇"地一声像孩子般地号啕大哭起来,捶胸顿足地说:"是周总理救了我的命啊!"     

本刊编辑部召开2007年度编委会

2006年1月27日,本刊编辑部召开2007年度编委会。会议由编委会主任朱佳木同志主持,李捷、梁柱、张星星、程中原、柳建辉、董志凯、杜蒲、李正华、陈东林、刘国新、丁明、李文等10多位编委出席了会议。     

我的恩师吴晗先生

我是1964年初,拜吴晗先生为师攻读明史的。当时,吴晗先生有两个研究生。除我以外,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张显清同志。吴晗先生考虑到我们两人的学习进度不同,便让我们分别求教,每周一次,我被安排在每星期五的下午。先生为了使我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又同院、     

我所知道的俞平伯

我和平伯先生的交往并不算早,但是由于我长时间的不断晋谒与请教,我们的关系日渐加深。1953年春,我调来九三学社,开始结识平伯先生。从此,我不时到老君堂他的寓所请教。1954年平伯先生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后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当时开展了对他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平伯先生思想甚是不通。九三学社的同志特别是他的老学长许德珩先生(“五四”前后与平伯先生在北大同学),对他十分关心,并由当时九三学社中央两位副秘书长孙承佩、李毅同志去他家看望,劝他不要有对立情绪,以免遭受更大的围攻。应当说九三学社的帮助有一定的效果,平伯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