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玉琮及相关纹饰的文化隐喻

良渚文化中一种典型、奇特,且颇具神秘色彩的器物——玉琮,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迄今为止,关于它的研究文章,数量已经相当之多。有关玉琮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其形制、纹饰、源流、年代、功能、工艺等方面,观点多样,迄无定论。笔者近来对玉琮也略有思考,发现玉琮的形制、神人     

关于良渚文化玉琮的思考与探究

<正>中国有着悠久的玉文化历史,沉淀丰厚的玉文化内涵,串联着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始末,自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崇玉、爱玉的文化传统。古玉精美绝伦、种类繁多,被赋予象征涵义。《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     

再论良渚文化玉锥形器

通过对良渚文化高台大墓中出土玉锥形器的类型学研究,探讨了此种器物两种器型的用途及其分化,并对带有纹饰的一类器型的宗教含义进行解释。     

从反山出土“玉琮王”看良渚文化玉琮的形制变化

反山12号墓中出土的玉琮王(M12:98)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巅峰之作。琮的器型变化体现了玉器制作的节约原则,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则是随着神化体系的完善,经历了一定发展过程而逐步形成的。     

发展文化产业与观念转变论纲

观念转变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前提。为此,要适应文化产业化要求,强化五种意识;从文化产业是“副业”到“主业”的观念转变;从“条件不足”到“条件基本成熟”的观念转变;从“小打小敲”到“大有可为”的观念转变。     

论知识与能力的关系

近几年,各级院校对培养学员能力的问题,普遍引起了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学中对既要传授知识,又要发展能力的两者关系认识不足：一是认为“教学就是传授知识”,“只要有知识,能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二是认为“没有能力,知识再多也没有用”。前者忽视对学员能力的发展,把对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传授混为一谈,后者忽视知识的传授。产生这种片面认识的原因在于没有搞清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知识与能力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论图书馆知识管理与人才终身学习

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前提是营造不断创新与知识共享的环境和氛围;条件是必要的技术和组织基础、良好的机构文化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内部环境。本文提出了图书馆知识管理的4种战略模型:知识信息转移和最优实践活动战略,以用户为重点战略,以员工为重点战略和知识创新战略.论述了建立内部和外部知识库,营造知识共享环境和机构学习等知识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法。     

论知识管理与图书馆管理的变革

基于对图书馆知识管理发展趋向的理解和把握,从知识管理发展的角度,对图书情报领域的新动态和图书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变革进行了初步探讨。     

地域知识的嬗变：论洪武《苏州府志》的再发现

今存洪武《苏州府志》是原署作者卢熊的《吴郡广记》在刊刻中被改动体例和题名的产物，称其为《洪武志》更符合历史事实。《洪武志》虽然是最早的苏州方志之一，但在后代方志修纂中的影响比较有限。随着清代中期钱大昕等学者将其运用到历史地理学术研究中，《洪武志》从地方性知识的载体转变为更广阔学术史脉络的一环，从而得到再发现。近代以来傅增湘等学者关注《洪武志》的版本价值，围绕其产生的近代人事史料使得《洪武志》获得新一次的发现。     

知识史:一个简短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当代史学研究脉络的扼要把握,指出知识史作为旧论题随着学术思潮的演变而发生了新的转变,国内学术界对此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可以将知识史作为探讨社会变迁的一种手段或分析工具,充分发挥其方法论意义和价值,从"知识—社会"的角度展开深入的具体研究,为史学界注入新活力。     

学以成商:明清徽商学徒的贸易知识与生意学习

明清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商业分工促使商人们在正式投身经营活动之前需经历商业学徒的学习阶段.徽商学徒在学艺期间需要掌握辨物、估价、识银、算术等贸易知识,同时还要学会书写记账、交际往来、辨别良莠、调整经营策略等本领.这些本领可通过父兄宗亲的言传身教、商书的学习、店内的请教模仿以及自身的体悟等途径来练就.徽商学徒学习经营贸易的内容、缘由与举措,深深根植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亦体现了商业群体自身的发展脉络.     

知识考古:现代考古学知识和概念的梳理与重构——《南方文物》“知识考古”专栏开栏辞

知识考古学是法国人福柯的发明,他将考古学方法嫁接于对社会主流知识的寻根究底,"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似乎是在追寻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其主旨是要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     

真实与虚构:《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中的知识来源

荷兰在台湾殖民统治结束后,西方对台湾的关注并未因此中断,相反始终存在一种“福尔摩沙情结”。1704年萨玛纳札所著《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出版,在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同时,亦与严肃的宗教、政治议题连结,引发了持续的争论,作者真假参半的台湾人身份始终扑朔迷离。厘析各方分歧,不仅可察知18世纪初期欧洲的台湾知识流布概貌与渠道,也能管窥不同国家在相异宗教信仰下对知识采取的迥异态度。     

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教科书编写过程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知识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清末政府希望新教育培养既能维护清朝统治、又能振发国民志气的新式国民。作为学校教育主要载体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有所分合:在振发国民志气方面有相同之处,能够配合政府实现培养新式国民的教育目标;但对"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有不同看法,更多反映的是编者对培养新式国民的理解。学者们在编写教科书时,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政府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又与国家意识形态有所疏离,这使得教科书和政府与学界的期许都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影响到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民众知识观念,也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传授、规训与共享:非正规旅游经营者的群体学习与知识流动

不同于精英阶层获取知识的正式教育模式，以非正规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基层群体更多依靠非正式教育渠道实现知识技能的学习。本文将广州电视塔周边的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作为研究对象，在个体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其知识技能学习与管理的过程。研究发现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的知识学习表现出明显的集体行为特征，知识在群体组织网络中高度依靠关系导向实现流动共享，并且在群体内部形成了“核心-次核心-边缘”的等级体系，知识的流动又被作为维护等级权威的规训管理手段反作用于群体组织。此外，群体通过知识技能的标准化来增强集体的共享互惠效果，形成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自下而上”的群体学习与知识流动的有力保障。     

由技术而观念:注射知识与实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近代注射知识与实践是西方医学传入的重要内容之一。晚清与民国时期,来华传教士、医学界及医药业等采用多种传播手段与途径,传播注射疗法。社会大众在疗效的对比中,对注射疗法的态度总体经历从怀疑到认可的转变过程,又兼有既接纳又排斥的复杂面相。同时,注射知识在华传播也丰富了大众及专业词汇,改造了"注射"一词的含义,其滥用还引发各级政府对注射器具的政策转变与制度化努力。由此,注射疗法兼具表层文化的工具性和深层文化的价值性,其在华传播经历了由治病而攻心、由技术而观念的过程,体现了技术进步、大众观念、社会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民间传说遗存:地方性知识与民间记忆——晋东南米山小地域文化遗存考论之三

民间传说代表着一种重要的地方性知识与民间记忆,在地方文化建设中意义重大。通过对米山小地域民间传说遗存个案的研究,我们能够窥视出民间传说是如何深入民众的社会记忆当中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重构的,也能窥视出地方知识、民间记忆等隐性资源所营造的文化和谐系统。     

国别史研究的新范式:知识谱系、区域视角与时代意识北大核心CSSCI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其中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是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件大事,因应了时代发展对学科建设的客观需求.     

考古类型学的内与外:中外对比与历史反思——“知识考古”专栏导读

类型学是考古学最基础的方法论之一,区系类型学则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关键乃至核心性概念。可以说,几乎一切的研究——尤其是像考古学那样首先要面对一堆古代的遗物与遗迹的研究,都由分类和比较开始。但是,明确地将古代遗存类型的演变与人、社会及文化的进化联系在一起而成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的类型学,是考古学发展史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