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吕倩容墓志考释

吕倩容墓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内。由出土墓志可知,吕倩容是吕大防的孙女,吕景山的第四女,聪颖明慧,深得家人宠爱。年方二十二岁因足弱之疾去世,其父甚为悲痛,亲自为生平坎坷又华年早逝的爱女撰写墓志。吕倩容祖父吕大防为宋著名丞相,受封汲郡公。其父吕景山是吕大防嫡长子,任宣议郎,曾著有《金石萃编》,现已失传。     

尊古复礼——蓝田吕氏家族墓的墓园布局与丧葬实践

本文以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为中心,参照同时期其他家族墓和关中地区葬俗传统,剖析蓝田吕氏在墓园布局、墓葬排列和具体设置上的诸多特别之处,尝试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观念,分析吕氏如何在丧葬实践中践行古礼。作者认为,蓝田吕氏在墓前设祭祀建筑,应源于汉代以来墓祭的礼仪传统,这一做法在北宋中后期的部分文人间已经出现;在墓葬排列上以嫡长子为中心的布局方式,源于周礼中的昭穆制、宗子法及祔葬的观念,而竖穴土洞墓等一系列葬制亦体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蓝田吕氏的丧葬实践较为严格地践行古礼,为其实现复古理想的重要途径。     

北宋名门的悲与喜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发掘记

2010年,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三年后的今天,墓园中出土的百余件精品文物,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首次公开亮相。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张蕴女士,是本次发掘的领队,让我们跟随她的回忆,到发掘现场,去感受北宋名门吕氏家族的悲欢离合。     

北宋书院考证及其特点分析

北宋是书院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多数书院的学田、藏书、祭祀、院规等并不完备,但对北宋社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文章以地方志为主要史料来源,辅以文集、正史等材料,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探求北宋书院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可以说,北宋书院在教育史和学术研究上有着重要地位。     

蓝田五里头北宋“考古学家”的家族墓地

蓝田吕氏家族是北宋时期长安地区的名门望族,其墓地明、清以来一直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与修缮。新中国成立后,虽坟茔与园内树木被铲平改为耕地,但该区域仍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年底,陕西蓝田五里头村村北果园中一座古墓葬被盗,出土大批精美宋代瓷器。     

安徽长丰埠里墓地北宋墓M13、M14发掘简报

2019年4月—2020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长丰下塘镇埠里墓地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实际清理西汉至宋代墓葬15座。两座北宋末期的墓葬M13和M14规模较大,结构特殊,出土器物精美,颇具代表性。M13为带墓道的仿木结构八边形单室砖墓,出土了陶器、瓷器、铜器、银器、漆木器和墓志等;M14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墓室外顶部呈龟背状,出土了银器和铜器。这两座墓葬资料为研究安徽江淮地区家族墓葬制度、埋葬习俗、地面建筑形态以及当时的社会形态、文化特征、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北宋李彬夫妇墓出土五星俑研究

1978年底,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中出土一组定名为五星俑的神怪俑。五星俑的形象与佛教中的五星形象基本一致,墓葬中的五星俑及佛像组合也与炽盛光佛图像组合相似,墓葬中随葬的五星俑应属佛教系统。唐宋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流行,人们认为供奉炽盛光佛能达到"禳灾祈福"的效果,墓葬中随葬五星俑应该是佛教信仰在墓葬习俗中的反映。     

金坛市茅麓镇石马坟北宋墓的发掘

发掘的3座宋墓出土了墓志、紫定瓶、砚台、铜镜、钱币等,其中1件定窑酱釉瓶完好无损,瓶体造型简洁典雅、匀称柔和,为定窑瓷器中难得之珍品。     

四川彭州市北宋徐氏墓发掘简报

正2012年4月,彭州市紫光兴城建筑工地在施工时发现一座砖室墓。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闻汛后,立即派出专业人员会同彭州市义物保护管理所对墓葬进了抢救性发掘。墓葬编号为M1,现将此墓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一、墓葬形制M1位于彭州市三圣北路"紫光兴城"建筑工地内,中心点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03°57'27.0"、北纬31°00'02.1",海拔高度为673米(图一)。墓葬之上的地层堆积可分为两层,第1层为现代扰土,深黑色,厚约1.5米,内含大量现代建筑垃圾。第2层     

北宋富弼墓壁画的揭取及修复保护

2008年3月,在洛阳北郊一处建设工地发现了北宋名相富弼的墓葬,墓中出现了较为罕见的北宋门庭仪卫和玄武等壁画形象。为更好的保护和利用这一重要文物,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将墓中壁画进行了揭取、修复。使用粘贴纱布法将壁画从墓葬支撑体上揭取下来;然后使用Primal SF-016等胶液渗透加固壁画,以Primal SF-016和细沙配制而成的砂浆作为隔离层材料,以蜂窝铝板作为新的支撑体材料,并使用“影线法”将壁画残缺填补处着色补绘。从目前结果看,整体修复效果良好,这可对国内壁画的修复保护提供以参考和借鉴。     

陕西西安马腾空北宋墓发掘简报

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马腾空村东北发掘了 1座北宋晚期墓葬.墓室东、南、西三面土壁及门洞上部土壁上雕刻有房屋门窗、花草造型的图案,墓室内出土了精美青瓷茶盏与盏托、四角有镇墓石,棺内铺满铜钱.该发现对于研究当时的建筑结构及等级低于砖雕、石雕墓的人群葬俗与生活习俗提供了新材料.     

河南林州市北宋雕砖壁画墓清理简报

1999年5月,林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河南省林州市区清理了一座砖室墓葬。该墓为仿木结构,室内用雕砖、壁画做出孝子图和花卉,以及斗拱等建筑构件,还有残余的瓷枕和瓷碗、铜钱。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判断,该墓为北宋中期遗存。     

浚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河南浚县辛村发掘的西周卫国贵族墓地出土了38件组玉器,作者经过分析对比研究认为,绝大多数为商代遗物,且多为玉佩,由此说明卫国贵族秉持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传统。另外这和历史文献中关于武王伐商缴获大量商玉并将这些玉器賜给各级贵族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

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绝大部分时间表现为继唐代以来我国气候变迁史上第三个温暖期的延续。其转变为第三个寒冷期的时间不是如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承竺可桢所说的北宋前期,而是在北宋后期的徽宗初年。建中靖国元年前后,该地气候突然发生明显变化而进入了新的寒冷期。其间尽管这里的气候在徽宗、钦宗年间曾出现过由温暖期向寒冷期的突变,但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在当时每一段温暖期与另一段寒冷期气候交替变化的周期中,每一个较长时间的气候变化周期内都有若干个气候暖、冷交替变化的短周期,甚至在每一个短的气候暖、冷变化的周期内还有一些特别偏寒冷或偏温暖的年份。     

论北宋中期的史学思潮及其实践

北宋中期,兴起于庆历之际的学术变革运动,使学者们得以逐渐摆脱经传注疏的束缚,整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构建出具有新内涵的儒学,在此过程中,为了强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至上性,学者们不仅试图将其解释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而且还以其为准则评判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同时以其为指导思想对历史进行大规模的编纂或重构。     

北宋石谔墓志文研究

北宋武臣之后石谔墓志现存于河南省新郑市博物馆,墓志系统记载了石谔的为官经历、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墓志文记载了石谔“引经传情”的司法理念,揭露了北宋中后期朝廷在司法方面存在的引例取旨、赦宥贪官等问题,展示了石谔作为刑部官员把自己惩治贪官、宽贷灾民、宽贷奴婢的主张化为朝廷政策的过程。其中“引经传情”的思想主张、宽贷奴婢的政策未见史书记载,值得重视。墓志文所载石谔任职地方的经历,反映了北宋社会黑恶势力犯罪猖獗、民众“善讼”“事巫诅”“子生不举”、路有遗骸等社会问题,揭示了石谔治理地方的才干和智慧。石谔墓志还可补充宋夏、宋辽交聘以及墓志撰者张叔夜史事之阙。     

北宋官法帖的刊刻与流布研究

北宋时期,随着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刻帖出现。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北宋官方刻帖一是《淳化阁帖》,一是《大观帖》。北宋雕刻、造纸、制墨技术的巨大进步,为刻帖的兴盛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淳化阁帖》、《大观帖》的刊刻,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科技的巨大发展。《淳化阁帖》是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官修刻帖,亦称《阁帖》、《淳化帖》。宋大观三年(1109年),宋徽宗赵佶命蔡京主其事,更定编次《阁帖》而重刻于太清楼下,史称《大观帖》。《大观帖》在《阁帖》每卷内容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调整了编次,纠正了一些错误,在雕刻工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到了南宋,官私刻帖规模越来越大,遍布全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北宋官方刻帖成为历史上保留魏晋六朝以及唐宋书迹最重要的资料宝库,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苏溧阳北宋李彬夫妇墓出土俑像、墓志及葬俗特征研究

1978年江苏溧阳宋代李彬夫妇墓内出土若干釉陶塑像,原简报所定的部分"五星神"、"二十八宿"塑像及"功曹"俑、真武像、力士俑、"金刚神像"等塑像分别与《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所记载的"十二辰俑"、"仰观伏听"俑、"天关地轴"俑、"廉路神"俑、"当圹当野"俑等特征相符。该墓是一座具有浓郁道教丧葬风俗特征的北宋时期墓葬,出土器物遵循了《大汉原陵秘葬经》的规定,墓志揭示了北宋时期溧阳李氏家族的谱系,是研究北宋时期社会生活、宗教关系、墓葬制度和地方史志的重要实物材料。     

再谈北宋的小钞——世界最早的纸币钞版研究

正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自纸币交子产生于北宋真宗时期(998~1022年)以降,宋代先后发行流通过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名目不同的纸币。但由于纸币在流通中实行以旧换新的"界"的制度,币值受发行量不断增大而常常处于严重贬值的境地,以及纸币的材质不易久存等因素的影响,迄今我们还未发现有宋代纸币的实物,仅见有被称谓北宋的小钞(或称谓钱引、交子、盐引)、南宋的会子和见钱关子的钞版存世。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