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文化及其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本文主要以百越先进的两支——句吴和于越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和探讨百越民族独特的信仰习尚、心理性格、民族精神,他们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特征——这些独特的迥异于中原华夏和江汉荆楚及其他民族的精神风貌,既受到百越民族所处的地理、气候、土壤、河流、海洋之类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是他们本民族的种族生理特征、文化历史传统等社会环境长期制约的结果.     

吴城文化族属源流考辨

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文献、甲骨卜辞、考古以及民族学材料,作者论证吴城文化族源可明确分为三支:源自氐羌的崇虎族群、来自商王朝的雀氏及其部属、属苗瑶语族系统的江西土著。     

中国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渔猎文化类型探析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是根据语言谱系关系而形成的族群,他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渔猎文化,虽然各民族渔猎文化的文化特质基本相同,但是亦存在差异.依据生态环境、综合各方面因素,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渔猎文化形成了山林骑马狩猎、山林苔原牧猎、高原草原狩猎、徒步山林狩猎、平原草原狩猎、河谷捕捞、海洋捕捞、皇家狩猎等多种类型,每一类型的渔猎文化在渔猎生产方式、生产手段、社会组织、分配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越民族与中国风俗文化

越民族作为一个古代民族,经历史沧桑,在春秋战国时与夏、商、周、楚诸民族,以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而形成为华夏民族,最后于西汉时发展,转化为汉民族,而消失于历史舞台,但是,其风俗文化,却转化嬗变为中国风俗文化的一部分,形成汉族风俗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江浙风俗文化.早在夏、商、周三代之时,分布在从江苏、浙江到两广乃至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处于“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理位置的优越,     

论清代苗瑶女性在婚恋中的地位及其原因

苗瑶民族同属于苗瑶语族,本身具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之后.明清之际大多数苗族和瑶族地区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但由于分布地域辽阔,山水阻隔,再加上中央封建王朝的封锁,所以受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很有限,这一点就突出表现在苗瑶女性自主择偶方式和婚后还享有的社交权利上,本文通过对这两方面的描述,来揭示清朝时期苗瑶女性在婚恋中的地位及其原因。     

菲律宾史前文化与华南的关系

近百年的史前考古资料表明,菲律宾群岛是华南百越系统的土著文化沟通西南太平洋之南岛语族文化的主要纽带,在菲律宾史前文化序列中有来自华南大陆的文化因素,其旧石器、新石器和早期金属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主体内涵均表现出与华南大陆的密切关系。     

试论百越文化的差异性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许多不同民族的泛称,它们之间渊源关系极为复杂,因此,在考证百越文化特征共性的同时,必须十分注意其文化差异性。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百越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如几何印纹陶文化,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干栏式建筑,文身断发,悬棺葬等,;似乎成为接近定     

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南岛语族岩画中的“船”形研究

南岛语族是一个造船技术高超、航海知识丰富的海洋民族,船既是他们驰骋太平洋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他们岩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元素。在南岛语族分布区中,多种风格的"船"形岩画,不仅反映了这个民族丰富的海洋文化内涵;同时,也显示了岩画创造者在几个世纪之前的民族迁徙与文化扩散。     

论扬越、干越和于越族对我国青铜文化的杰出贡献

古代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百越民族对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所作贡献是多方面的,诸如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民族之一;是我国最早开始养蚕和发明丝织业的民族;是我国最早创烧瓷器的民族等等.本文仅据地下考古资料,特别是近年来江南地区一些新的重要考古发现,并结合有关文献,拟对百越特别是扬越、干越和于越族在对我国冶金术的起源和青铜文化发展方面的杰出贡献作一综合论述,不妥之处,企盼学界同仁指正.(一)笔者曾研究认定:长江中游鄂东南——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这一广阔地区表现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既与宗周文化不尽一致,与鄂西江汉地区的楚文化也明显有别,而是一种有着浓厚地区特色的新的文化区系类型”,这种非周、非楚的文化区系类型,无疑就是古越族文化,而且是扬越文化.西周文献中开始出     

夏、越、汉:语言与文化简论

夏、越语与古汉语是否有交融现象?《浙江学刊》1990年1期曾有何炳棣与董楚平二先生讨论这一问题的通信.董文举出“帝喾”“帝俊”“帝尧”“帝舜”“朱馀”之类专有名词,认为先称官名(职称)后称人名或职业属性—一宛若不称“张主席”“李先生”而称“主席张”“先生李”,其构词规律与古汉语习惯不尽一致,应是古越语的遗存或影响,同时此种构词法又与百越后裔的壮侗语族语言相近.笔者作为百越后裔的布依族成员,深感黄先生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也比较复杂.现不揣愚陋,愿就夏越汉的语言与文化诸现象聊抒浅见,以就正于何、董二先生及诸位深研百越文化的方家.     

论菲律宾的梯田文化

文章描述了菲律宾高山民族的起源、衣食起居、家庭婚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并从考古学和民族学角度将其与中国百越民族进行了比较。认为,菲律宾高山民族祖先是中国古代的百越民族;高山民族的梯田文化源自中国,是由中国移民带入菲律宾的;菲律宾政府强调民族一体化的政策、外界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在因素的变化,使得梯田文化日益商品化,其前途难以预料。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市举行。     

原苏联满-通古斯语民族的文化变迁

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是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各个多民族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苏联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文化变迁和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吴越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吴越文化新探》、《百越民族文化》、《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简介

吴越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古代人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贡献.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切部分.早在1936年.就有蔡元培,卫康贤诸先生发起组织“吴越史地研究会”,并调查过苏州越城,常州淹城、杭州古荡、良渚等遗址。林惠祥先生也于1935年前后调查发掘福建武平等地遗址.一批研究论著相继问世.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78年以来,吴越文化研究再度复兴.先后有“百越民族史研究会”(1980)和“吴文化研究会”(1983)的诞生,南方各省尤其是东南几省的考古所、博物馆、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的许多专家学者鼎力相助,使吴越文化研究蔚成风气,遂有新成果叠出,除已推出《吴文化资料选辑》(吴文化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     

满通古斯语族的经济和文化研究

该文以一个出版人的角度对几近濒临消失的满通古斯语族的经济与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化研究,综合论述了该民族的历史渊源、与其他民族的关联、曾经的经济文化模式、该民族的现状、渔猎文化的特点、渔猎文化的历史价值,不但容纳了相关著作的可取之处,同时也从创新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一个专业出版人的角度探讨了利用出版资源特有的优势对满通古斯语族的经济与文化进行再现和留存的探索,该课题如能出书,将对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研究和相关史料的保存具有重大意义     

贵州文化三主流:诗 志 禅

诗、志、禅是文学、学术、宗教等观念文化的载体。贵州历代的诗歌、方志和禅学论著,是贵州文化的三大物质形态,在贵州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因而成为贵州文化的三大主流。拙认为贵州文化应分为前黔文化、贵州文化和贵州新文化三阶段。明代建省前,省境分属蜀楚滇粤,少数民族分氐羌、苗瑶、百越、濮四大族系,未形成有合力的地域文化圈,属前黔文化。明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年）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正式建省,“然终占籍此邦非彼族所愿”。经一段时间的交流融合,至明中叶,始产生文化上的互相认同意识,形成贵州文化…     

俄罗斯政治文化与波兰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拥有同一血脉,属于同一语族,拥有全斯拉夫种族的特性,却又如此不同,近乎对立,从鄙视到仇恨,也不排除莫名其妙的互相吸引,但始终互不信任。俄罗斯和波兰两个国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和波兰贵族民主制度。俄罗斯人在专制制度和东正教会的熏陶下,养成了忠于沙皇、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波兰人在贵族民主制度和天主教会的培育下养成了酷爱民主自由与桀骜不驯的民族性格和宽容开放的文化传统。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是俄罗斯和波兰两个民族的伟大诗人,他们个人间的相互钦佩和对立,折射出俄罗斯和波兰两个斯拉夫民族间的文化关系。     

百越语地名与地方历史

广西蒙山县有20多个至今仍沿用的以百越民族语言“毋”字取名的自然村名.毋,百越语即“广或大”之意.这些地名,包含着百越民族在此居住时的房屋、居住地选择、生活习俗、渔猎、交通、语言,以及汉代百越民族部分转为壮族,部分融入汉族后,百越语演变成壮语和粤语等信息,是了解和研究百越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     

福建土著文化内涵中的海洋性

“中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界限往往被人忽视,将“中国文化”等同于“中原文化”导致在人们的中华文明概念中很少有区域文化的成分。事实上“中原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中国东南地区的百越文化也应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于“中国东南沿海自古即有一海洋文化圈”犤1犦,福建作为百越中闽越族的活动中心,以其显著的海洋性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一文,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中数量最多且有独具特色内涵的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器类、器型和印纹的深入分析、比较,认为马桥文化中那种红褐印纹陶的胎质、器形和纹饰虽表现出与肩头弄类型相似的内涵,但仅有一部分陶罐如垂腹罐、直腹罐类器接受了肩头弄类型北上的影响,其他更多的器类如圆鼓腹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以及包括云雷纹在内的印纹纹样则发端于马桥文化并向南扩散至肩头弄类型。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反映的是太湖地区与浙西南闽北地区在夏商时期地区间文化交流和影响关系。该文最后一部分内容还以广阔的时空视野,将马桥文化中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与江南其他各分区如宁镇、赣鄱地区和闽江流域等地印纹陶进行概略性比较后,认为在纹饰、胎质、器物组合上均存在"大同小异"特点,是南方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共性是居住于江南广大地区先秦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马桥文化正是居于太湖地区百越民族的一支即于越民族的考古学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