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李炳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兼及民初孔教运动跨越中韩之传播与取向问题

民初康有为的孔教改革理念及实践,影响了韩国儒者李炳宪,波及韩国。康有为立足于"教"字"上施下效"之本义,在先觉觉后觉的一致性上沟通中西,又凭借"三世"说,重建了儒教伦理法则和社会制度的普遍适用性。李氏受此感染,千里拜师。他承袭康有为及《孔教会杂志》之论议,发挥出儒教复原诸学说。促生制度化的传播与实践方式本是康有为革新儒教的正题,共和肇建后,他加强了孔教论述的抵抗性和悲情化,要挟说亡教就会亡国。李炳宪冀望以保存国魂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却又必须倾力论证孔教乃韩国魂。建立孔教之论跨越中韩,渐次展开。此次跨国儒教改革实践的特征是民立文庙、尊圣与尊祖并行。李炳宪用"教会式儒教"来为之命名,并以此对决"乡校式儒教"。此命名在定义中国民初孔教运动时并不十分准确,却呈现了李炳宪自身遭逢的困境。双方取向的差异,反映了历来有别的儒学径路,折射出彼时两国激烈震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共鸣与合作,则体现了儒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回应西洋近代文明挑战的一些可能性。     

《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

本文尝试解释了《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重点考察了该书两个组成部分(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主要观点或基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定型过程,证明此书与康梁师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动和当时舆论的影响。经过作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变记》用以局内人身份说明戊戌政变真相的形式,成为康梁等人达到争取外援、反击舆论等现实目的的政治工具。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祥瑞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

祥瑞,或称为"瑞应"、"嘉瑞"等,意为"吉祥福瑞"。祥瑞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及天地信仰的形成。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中,祥瑞不仅成为儒教信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之一,更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借助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祥瑞是对古代政治秩序的合理解释,由此产生了广泛地社会影响。     

嗟吁击鼓兮，祈甘霖——岷县十八湫神崇拜

以“九州”、“九服”划分世界的“天下观”为中华帝国行政之基础。族群杂居的岷县（古岷州）地处远离中华帝国政治中心之“雍州”,从异域到边疆,中央王朝以卫所、屯垦、赐姓、羁縻等手段管理之。此外帝国统治者深谙意识形态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作用,利用本地民间信仰——十八湫神崇拜的民间基础和“日常性”,于信仰符号和意义中强化“礼”的主流文化认同。汉藏因共同信仰的神明——“分巡圣母”而产生族群间的交流与互惠,国家则将民间信仰视为帝国边疆管理之“利器”。而民间社会为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开始有意识纳入“规范”,在仪式层面模仿国家,于是神的膜拜即成为国家观念的外化表现。     

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

留学初期,梅光迪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己任,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其不适于现代的部分则加以批判,积极探索复兴儒学和融合中西文化的途径。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的积极呼应。在孔教运动中,梅光迪赞同建立孔教,而胡适则对简单恢复孔教的做法提出批评,二人还就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15年后,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指针,力倡文学革命,梅光迪对其积极支持,同时也以新人文主义观念不断予以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问题上。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不同,但却相反相成,相生相长。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在近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梅光迪对其的批评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颇具启示意义。     

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

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文化—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根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它滥觞于明清之际,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二、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三、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和时代主题下完成的;四、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并没有终止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化完成了二千多年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不断秉赋新质和创意。转型不是固型,任何主流文化都要在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申日臻强化和完善自身。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民初华侨回国参政

民国初年 ,经过激烈的讨论 ,海外华侨在中国取得了参政权 ,华侨在民国政府中从此具有自己的正式代表。华侨回国参政制度的产生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华侨的国民身份 ,现代意义的、以中国国籍为特征的华侨正式产生。民初有关华侨回国参政的讨论 ,加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国民等观念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与推广 ,华侨对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1987—1989年台湾、香港中国近代史论著索引

论文篇 一、总论近代中国的统一与分裂吕芳上历史月刊5 1988年6月 二、晚清史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之社会思想及其意义陈正国史苑46 1988年4月太平天国意识形态政策试析王庆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a 1 988年中法战争前后清廷对台北之防务设施(刘铭传抚台时期)徐丽明德育学报3 1 987年土0月兴中会广州起义之评价罗云家民主宪政59卷12期1988年4月关于‘惠州之役甲记事的商榷—检讨中日两国史料的差异彭泽周大陆杂志了7 卷6期1 988年12月帝党确有密谋:也论戊戌政变汪荣祖历史月刊3 1988年4月所谓“帝党确有密谋.的面面观—答汪荣祖…     

清末政教论与宗法社会的史学语境

宗法社会的讨论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晚清学人研究这个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及政治语境;因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所驱使,近代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康、梁的政教论既借鉴严复等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学理,也糅合国学传统中的公羊三世说。就晚清参与讨论者而言,诸如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大多兼有政治家、学者双重身份,他们议学兼论政,探讨西方社会的历史或中国古代历史等以探究学理,其话语中趣旨往往指向现实政治。     

Kang Youwei and Confucianism in Canada and beyond, 1899–1911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discovery of two of Kang Youwei’s writings composed in Canada in 1899, this article expand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ncerning his Confucian religious thoughts and movement within the Canadian context and the period of his overseas exile in 1899–1911. The article first focuses on Kang’s continual pursuit of Confucian religious cosmopolitism from China to Canada, especially his efforts to disseminate Confucianism overseas and to develop a new utopian vision that called for the removal of religious boundaries among human beings worldwide. Its second focus is on Kang’s use of Canada as both a starting point and a turning point in his search for the Confucian State Religion. He consequently sought to develop a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rough a utilitarian adoption of Christian institutions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analysis of both Kang’s pursuit of Confucian religious cosmopolitism and his search for the Confucian State Religion reveals their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his reformist movement that affected Canadian Chinatowns and on the broader Chinese diaspora from 1899–1911. Kang’s promotion of Confucianism in Canadian Chinatowns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addition had implications for the failure of his religious movement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取"家谱"说以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而"家谱"说和"君史"、"民史"概念的形成又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而他又直接受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康在梁早年新史学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康有为的教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或许都有与梁相似的新史学主张,只是没有像他那样见诸于文字。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Not a Club for Ethical Culture”: The Early Writings of Max Weber,Liang Qichao,and Kang Youwei on the Stock Exchange

This paper examines early discussions of stock exchanges by Max Weber, Liang Qichao, and Kang Youwei and considers their contemporaneity. Despite different contexts, the discussions shared a nineteenth-century preoccupation with global competition and Darwinian struggles for survival. All reveal the attendant anxieties of latecomer nations experiencing belated modernity. Weber, however, wrote from a position that embraced German colonialism, whereas Liang and Kang’s advocacy of stock exchanges was marked by concerns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at emerged as a result of the experience of colonialism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心

梁启超刊发于《清议报》的大量文、论,清楚展现了他提出近代国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效申包胥之哭”,乞师日英,终以失败告终。以此为契机,梁启超开始关注日英对华政策,充分认识到保全即瓜分的本质。而后,他以西方的近代国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果断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全新命题,《清议报》遂成为梁启超输入并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园地。但作为“康党”的“机关报”,《清议报》同时并存着保皇尊王与依靠国民两条不无紧张的独立路径,这既是其“党报”性质使然,也显示出该报的过渡特征。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美国华侨对保皇会的支持与贡献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保皇领袖曾在全世界华侨社会中建立了庞大的保皇组织,美国华侨社会成为海外保皇势力的中心。美国华侨在组织上和财力上对保皇派做出了重大贡献,保皇党人在开启华侨民智,推动华侨对祖国的关注和认同,进而促进华侨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皇派的活动对华侨政治认同有积极的影响。     

严复法国大革命思想溯源

与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要基于日本学者的二手著作而形成的法国大革命观不同,严复的法国大革命观与斯宾塞、柏克、托克维尔、雨果等人密切相关,呈现出直接的地道的西方渊源,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是广泛和深入的,所关注的问题也颇有价值和意义,学理色彩浓重。     

论《万国公报》对维新变法的舆论影响

<万国公报>自改版后,利用其舆论影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建议中国进行改革,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素材.在变法过程中,它直接推动了运动的开展,并对开启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的思想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