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腐败与清王朝的覆灭

政治腐败是封建主义政治统治的千年痼疾,是历代封建王朝最终无一例外地走向崩渍的总病根。清朝末年本来曾推行过一场颇显“一线生机”的社会改革运动,但终为清政府上上下下甚嚣尘上、肆无忌惮的政治腐败所断送;那场改革的主持——清朝统治集团,也被历史毫不留情地推下了历史舞台。“亡国之主一贯。”历史的遗训,发人深省。     

辛亥前传：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十年,也是清朝的最后十年,堪称“暗杀时代”。但总体说来,在暗杀这种事上,革命党人才是真正的主角。百年前的那一批中国的“恐怖分子”,几乎囊括了20世纪中国的所有名人：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陈炯明……在他们的策划和实施下,“暗杀”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因为暗杀,清朝加快了倒台的步伐;因为暗杀,它在民国开创后得到了延续,成为解决政敌的手段;因为暗杀,我们再看百年前那场革命时,对革命党人有了新的认识。     

试论辛亥革命前的《河南》杂志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已经七十周年了。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这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结束我国两千年君主制度的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十分重视宣传舆论工作。和整个辛亥革命进程一样,河南革命党人也经历了从舆论时期到发动起义。《河南》杂志作为辛亥革命前,宣传革命理论,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进步刊物,在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回顾和研究《河南》杂志的创刊发行及其影响,对于我们认识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必。     

历史记忆与形象建构:辛亥革命时期《申报》与民众心理

辛亥革命时期民众心理与《申报》的互动有三个阶段:惊疑、亢奋、疲惫。惊疑阶段指的是民众得知武昌起义消息而陷入恐慌,《申报》安抚并引导民众支持革命;亢奋阶段指上海光复前后民众革命热情高涨,以革命为时尚,以排满为革命;疲惫阶段是指南北议和开始后民众为革命所累,并远离北伐、议和等《申报》的舆论热点。三阶段分别体现出《申报》与民众心理互动的同步性、非同步性、差异性。而辛亥革命的形象在此三阶段中经"革命形势发展-报章-受众"三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建构起来,塑造了我们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     

从新津劫案看辛亥鼎革前后的基层社会秩序

1911年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成为引发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导火索。在政权更迭过程中,成都平原乡村社会秩序混乱,抢劫案件频发。新津县辛亥年(1911)十月至壬子年(1912)三月发生了300多起抢劫案件。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大汉四川军政府和县级政权在沿用清朝法令的同时,组织新机构、颁布新法令;地方士绅积极兴办团练;民众也结成团体自卫互助。在官、绅、民的共同努力下,壬子年五月后新津县的地方秩序得到恢复,然而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社会秩序已经很难回到传统时代。     

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发行地”考辩

《中国钱币》1987年3期乔洪斌同志的“也谈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一文推论: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发行地”为尖山窑。据笔者对史料文献、敌伪档案的考察,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发行地”仍以龙王庙为是。     

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共

在广东,授多人都知晓“莫大哥”。莫雄是辛亥革命老前辈、国民党资深官员,又是数十年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老朋友。《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共》一文中,讲述了他冒着风险,将这份绝密情报转交中共及在贵州掩护红军伤病员的一段传奇经过……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研究的几个问题

十八世纪的中国,相当于清朝康熙40年(1701)至嘉庆5年(1800),即过去史家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这一时期,处于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从公元1701年向前推移,距清朝建立的1644年,已度过了66年的艰苦岁月;从公元1800年向后延伸,距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不过四十年,距辛亥革命(即1911年),也只有110年。把清朝267年的历史,分为清初、清中叶、清末三个阶段,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多少年来习惯的分法,也是比较正确的分法。由于近些年来,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广大史学工作     

“反满”情结的局限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高潮,其成功与失败,均与国民政治心理的变化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文拟从辛亥革命前后国民政治心理发展变化着手,浅析辛亥革命推翻清封建王朝的亚然性和资产阶级共和国失败的不可避免性。一、共同的“反满”情结导致清王朝的复灭。从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满洲贵族掌握国家政权已逾2O0余年。ZO（多年来,随着清王朝阶级压迫的日益加重,“反满”已成为国人共同的政治心理。至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更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社会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因此,国民的…     

门罗主义与清末民族主义思潮

我们只要略为翻阅下清末的报刊,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经常在眼前跳来跳去,频频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这一口号即是“中国,中国人之中国”!笔未曾广事搜讨,仅在读书之余,将所见相关资料随手记录,己达24条之多。（按：许小青在《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册,中央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76-998页]一中对此有所整理,但不全。本在撰写过程中对其整理成果有所吸收,特此说明）就目前所知,晚清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时间是1900年。当年9月24日,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清议报》第58册刊登一篇署名“自强氏”撰写的《独立论》一中写道：“今吾且正告我国民日：中国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由此看来,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是维新派,且主要是针对当时列强提出的“保全主义”而发的。1902年,太平洋客欧榘甲在《新广东》一中也提出：“夫中国,中国人之中国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73页）进入1903年后,这一口号广泛流传起来,并被革命党人所接受。当时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江苏》、《童子世界》、《苏报》以及邹容所撰《革命军》中都曾不止一次出现这一口号。1904年,由高旭、高燮叔侄创办的《觉民》杂志以及陶成章撰写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也曾出现这一口号。1906年以后,这一口号还曾在《复报》、《云南杂志》、《汉帜》等报刊上多次出现。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甚至将其写入了《中国同盟会方略》,指出：“中国,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     

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外交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从而实现了外交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变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三个有利因素是:统治集团中形成了浓厚的变革氛围;清政府前期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中外交往不断扩大: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使节制度变革述论

使节制度是近代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总理衙门时期。清末新政十年间,清政府通过严格出使大臣的选用标准,统筹使馆随员的使用,实现使馆定员定岗,控制出使经费的使用,健全使馆武官制度,重申中国接受及派遣使领的合法权利,对中国近代使节制度进行了变革与完善。这一时期的变革围绕集权、高效展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使节制度变革述论

使节制度是近代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总理衙门时期。清末新政十年间,清政府通过严格出使大臣的选用标准,统筹使馆随员的使用,实现使馆定员定岗,控制出使经费的使用,健全使馆武官制度,重申中国接受及派遣使领的合法权利,对中国近代使节制度进行了变革与完善。这一时期的变革围绕集权、高效展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

晚清财政史研究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晚清财政状况、财政收支、财政制度等方面,在论和资料整理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们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着笔,对晚清财政状况进行了宏观考察。财政收入研究侧重于外债、关税与厘金,而对外赔款仍是财政支出研究的热点。财政制度与体制方面,学界论述较多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至于财政思想,学们对重要人物的财政思想研究较多,对总体性财政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他们还对太平天国政权的赋税制度与政策予以客观分析和评价。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

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对于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应有更深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外竞争的新局面使朝野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而制度的困境,则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更因政治伦理的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遵义乡贤宦泽民述略

宦泽民第遵义名门、沙滩文化重要的学者宦懋庸之孙。从晚清留学日本,投身辛亥革命,参加护国运动,桑梓从教十余年。一生勇于奉献,尽职尽责,算得上是贵州一位有作为的乡贤,值得后世效法。     

清末北京警察的设立和成效分析

清朝末年,随着政治形势、城市社会环境、舆论宣传环境和治安状况的发展,原有的维护北京城市社会秩序的政府机构已不能应对当时复杂的局面。在各种背景下,北京警察应运而生。在清末十年短暂的发展中,北京警察机构和功能逐渐完善,对北京社会秩序和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末徽州户口循环册研究

户口循环册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一种册籍。它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代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随时修改,动态管理,有单独的特殊人群登记。透过现存的户口循环册,可以看出清末徽州人从事行业广布,社会流动频繁。以商为业的户口数量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的单独数量,从商人员依然众多,20岁以下经商者颇有人在。     

清代巡台御史制度研究

派遣御史巡察台湾是清代治台政策中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制度共实行了60多年。本文试从巡台御史的设立与派遣、职责和作为,巡台御史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以及清廷对巡台御史的态度等方面对清代巡台御史制度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     

宜昌沮水石窟群考察

宜昌市沮水两岸有近三千座悬崖石窟,多年来被传为万窟之谜。石窟最为集中、数量最多的地段,有当阳市的百宝寨、百家洞、岩屋庙,及远安县的旧县镇、鸣凤山、鹿苑寺等。经过笔者2002年的两次调查,认为这些石窟分为道教石窟与应付兵匪之乱的石窟两类。道教石窟的年代大约为明清时期。应付兵匪之难的石窟年代大多在清咸丰年间,也有早至明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