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北大核心CSSCI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建构与新生活运动的开展

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以传统道德"礼义廉耻"为指导思想来改造国民性,希望达到复兴国家民族的目的。本文通过对抗战前后蒋介石对"礼义廉耻"两次建构的分析、相应新运工作概况及各阶层对新运态度的探讨,说明国民性的改造难以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达到预期效果。     

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

新生活运动是抗战前蒋介石发动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这场以外文化而内政治的形式出现的生活革命运动,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配合国民政府进行抗日和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伐时期的“迎汪”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一) 北伐战争开始后,南方革命阵营中曾发起过一个“迎汪”运动。所谓“迎汪”,即迎汪精卫回国,恢复职务。从1925年下半年起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在1926年“三二○事件”中,已被迫弃职出国。“迎汪”运     

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

新生活运动是抗战前蒋介石发动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这场以外文化而内政治的形式出现的生活革命运动,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配合国民政府进行抗日和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历经抗战前后的发展、演变和破产三个时期,持续十多年之久,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考察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阐析新生活运动的实质和特点,评估新生活运动的实效和作用。一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新生活运动,按蒋介石的解释,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用所谓“社会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能够“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达到生活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目标的运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     

从“不做官吏”到争做官吏——汪精卫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蜕变

汪精卫在民国初年宣布"不做官吏",退出政治,投入留法教育运动,在思想上是出于对无政府主义的认同。信奉无政府主义,促使汪早年崇尚暗杀,继而将教育视为比武装革命更为根本的救国手段,并与孙中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但国内政治的危机局面,使汪又不能忘情于现实政治,内心充满苦闷挣扎,最终重返政治,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理想。探讨汪精卫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其蜕变过程,也有助于了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中所面临的困境。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处置,贯穿于汪逃离重庆潜入越南河内、在南京建立伪政府的全过程。在汪出走河内阶段,关于蒋的处置,在一些问题上尚值得商榷。在汪筹建伪政权过程中,蒋实施的处置,彻底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汪精卫的卖国嘴脸。汪从此失去了曾被寄予的号召力和权威性。这期间,蒋还接应日本的和谈,使日本的蒋汪共组政权的计划落空。     

“四·一二”前夕蒋汪上海会谈真相再探

1927年4月1日——5日,刚从欧洲返回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密谈。5日,《汪陈宣言》发表,12日,蒋介石突然对中共及上海工人纠察队镇压,这些接踵发生的事件之间有哪些内在联系?特别是汪蒋在反共问题上是否达成某种默契?这关系到这一时期民国史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对许多问题的评价,不仅牵涉到汪精卫当时的政治态度,也牵涉到武汉政府初期历史的研究。然而多年来,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笔者不避浅陋,将这段史实重新整理,分析如下。一、蒋、汪算盘各异、分歧难消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过后,在蒋介石操纵下,于5月15日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迫使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中央;张静江、谭延闿等随之瓜分了被迫离粤赴欧洲的汪精     

汪伪的军权在谁手中

汪精卫政权在军事体制上,完全照搬蒋介石那一套,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自兼委员长,周佛海和陈公博为副委员长;但汪精卫的委员长和蒋介石的委员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周佛海是一个文人,却醉心于执掌兵符。他虽然没有学过兵法战阵,自有独特的将兵之法,即依靠手中的财政大权,建立和收买自己的军队。因此,汪伪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周佛海手里。 陈公博在１９４０年之初,从香港到上海参加汪精卫政府时,便想掌握兵权,他曾对周佛海说：“我别的职务随汪先生支配,但我讨一个政治训练部长来干。”陈公博的目的是以政治统治军…     

评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他统治的地区 ,开展了所谓“新生活运动” ,但到一九三七年仅仅进行了三年的时间 ,蒋介石不得不宣告“新生活运动”的破产。分析和评价蒋介石的所谓提高国民素质的改革运动 ,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认识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引出必要的教训 ,以警示后人。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原因 ,是来自外国的传教士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和不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夫妇到桂林度假 ,会见了那里的美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说 ,如果南京政府指望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 ,蒋介…     

黄群：拆散日汪密约的幕后策划者

1959年12月50日,日伪双方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简称日汪密约。密约签订不到一个月,这一卖国条约就全文披露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一阴谋的就是汪精卫集团的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史称“高陶事件”。“高陶事件”是国民政府隐蔽战线的杰作。而帮助和劝说高、陶脱离汪精卫集团,返回蒋介石阵营的关键人物,就是黄群。[编者按]     

明争暗斗中拼凑的汪记国民党

大汉奸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后,另起炉灶拼凑起一个汪记国民党。本文记述的就是此事的大体经过。由此人们可以看到汪清卫、周佛海之流在同日本人做着肮脏交易的同时,又是怎样各怀鬼胎争权夺利的。汪精卫偷偷脱离重庆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趋向尖锐化,使汪感到在重庆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遂与私党陈公博、周佛海密谋策划,先后偷偷脱离重庆。他们先到昆明,再经河内、香港到上海,住进愚谷新村。经梅思平等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多次密谋,于1938年12月30日签定了“中日调整新关系”的上海协议书,汪精卫接受了日方诱降的各项条件,而日     

“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陶希圣在"和平运动"初期是一个不可或缺之人。由于陶希圣的存在,形成了这样两个链条:一条是周佛海等"低调"者通过陶希圣、胡适,将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劝其和谈,陶、胡由陈布雷引见给蒋介石;另一条"低调俱乐部"通过陶希圣与汪精卫交换意见;2.陶希圣参与筹建艺文研究会,从事"和平"理论的宣传;3.追随"和平运动"领袖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后,陶希圣虽然认为"主和无罪",但反对另立政府,并不断规劝汪精卫,成为"和平运动"中的少数派而被孤立;4.从陶希圣萌发去意到逃离"和平运动","高陶事件"的意义。展现1937年7月到1940年1月初,作为"和平运动"理论的提出者和积极实践者之一的陶希圣参与与退出"和平运动"的过程。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副总载、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逃离重庆,转道河内,后公开投降日本。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联串后果,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55年过去了,投敌的汪精卫集团被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就这一事件本身,引起的各种说法至今不休。《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刘华明先生《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一文,读后颇有启发。本文提出与刘文所持不同的观点,从高宗武秘密访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刺汪、高陶拆伙等重要过程,重新分析,以证明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的骗局。     

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种局面——以1934年顾案为中心

1934年6月,监察院弹劾顾孟余,史称顾案。顾案本质上是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汪精卫利用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予以反击。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干预顾案,实行袒汪抑于的政策,支持汪精卫。最终,顾孟余不仅免于惩戒,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的角力中,三项办法得以保留。顾案的发生及善后,意味着在特定形势与条件下汪很大程度上拥有政策的主导权,蒋反而是处于被动支持的另一种局面。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发生冲突,再度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迫使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和解,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从胡汉民、汪精卫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国民党权力变迁的内在因素纷繁,蒋、汪、胡势力相互杯葛、妥协的心态各异。     

搞笑型汉奸——褚民谊

兔阴博士 褚民谊于1884年出生在浙江一个士大夫家庭,原名“明遗”,是因其青少年有“反清复明”之向而名。曾留学日本、法国,辛亥革命后回国,在上海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母亲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褚民谊就这样不但成了汪精卫的连襟,还成了汪政治上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