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观与方法论述评

胡适、傅斯年运用进化史观,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代学术加以研究和评判。胡适说,宋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清学与之一脉相承;朱子是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思想家;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着积极意义。傅斯年推崇程朱理学的"道问学"及其科学性,认为清代朴学虽然攻击宋学,其学术立场与宋学实质上是相近的;朱子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伟大贡献;宋代史学在史料考订与整理上取得重大成就,具有近代科学性,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他们着力发掘宋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构建的作用,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严重片面性和理论缺陷;他们倡导的历史进化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客观认识他们学术方法论得失,对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述文化于史”:宋育仁与近代经史之学的省思

近代以来,新文化派推动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质疑老辈学人学术。他们以方法和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老辈学人宋育仁则提出"述文化于史",尝试以孔门四科统摄现代学术分科,贯通义理与制度,在共和语境下重构儒学人伦与政教体系。其浓厚的复古、尊孔意识或有可商榷之处,但若以宋育仁与胡适等趋新学人的学术分合为线索,梳理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理路,则既可丰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径,又能为当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学,谋求沟通中西、融汇新旧的新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2002年中国史学史研究概览

本年度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吴怀祺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多卷本陆续问世。这套丛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已经刊出宋辽金卷 (吴怀祺著 )、元代卷 (周少川著 )、明代卷 (向燕南著 )和清代卷 (王记录著 )。四卷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史学与社会 ,史学与时代 ,史学与学术的关系。如宋代卷中的“宋代社会、学术与文学思想” ,元代卷中“元代理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元代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代卷中“明前期政治文化发展特点与史学思想” ,清代卷中“汉学、宋学与清代史学思想”等章节的设立都反映了作者的这种认识所在。本年度…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这不仅表现为典章制度史、财政问题与部门经济史、城市史、人口史、货币史、区域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家族史、妇女婚姻、文化思想等领域都有颇见功力的专著问世,而且对诸多热点问题,如历史分期与宋代的历史地位、积贫积弱、宋代经济发展水平、南宋历史地位、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太祖不杀大臣、相权消长、士风、士人转型与唐宋变革以及王安石变法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大大推进了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特点的认识。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和倾向的多样化、宋代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均对宋史研究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研究中也存在不讲求学术规范、重复研究、短期速成等缺陷。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作。钱穆主要是从宋学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名论断。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     

宋代韩集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评点校本《五百家注韩昌黎集》

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断言:"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①韩学研究专家刘真伦先生亦指出:"韩愈的学说奠定了宋学的基础,……宋学即是韩学。宋人对韩学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宋学兴起、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考量,韩学即是宋学。"②正因为韩愈在文学史、思想史与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自宋代起,"韩学"即逐渐发展成为了专门之学。作为开展韩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韩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宋代蔚为大观,并产生了众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校本、注本以及集注本,流传至今者尚有     

读《宋明理学概述》札记

钱穆先生在此书中的创见是将宋学与理学区分开来并考镜源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宋代学术演变,尤其重视初期的宋学;另一个创见便是大力论述宋学的根本是儒学而非佛学。     

《宋代典籍研究》评介

张其凡教授《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乃其20余年潜心宋代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论文结集。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典籍之盛,亦超迈于前朝各代。众多的史籍,为治宋史者提供了丰赡的史料。张教授的老师陈乐素先生,精于目录学、文献学、校勘学,故陈先生治宋史,对于宋代文献的研究、贡献尤多。《三朝北盟会编考》、《宋史艺文志考证》均为研究宋代文献的大作。张教授踵武师风,亦有意于其间,就宋代典籍诸多问题,如史源所在、史料价值、史学地位、著作特点、编纂体例进行了探究或阐发。全书分四个专题,首先是7部宋代…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浙粤学人与汉宋兼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学旨趣解析

沟通汉宋以达学问胜境乃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时期学界前贤一直努力的志业,因各家学力深浅与贯通程度不一,其眼中的汉宋实有不同,故兼呆汉宋的做法往往各异。认识各家的异同高下,须在其所持言论之外,探求其入在兼采汉宋时取径与办法的不同。晚清学入治学,沟通汉宋蔚为风气,尤以江浙、广东为盛,后者颇渊源于前者,而又自具特色。晚清名儒朱一新,学出浙江诂经精舍,主讲于广东端溪、广雅等书院,与浙、粤两大学术圈关系极深,其学问交往,可资认识浙粤学人兼采汉宋的异同。朱氏治学路向以回复不分汉宋为高明,同时代的学人不加辨析,多把他看作广东陈澧一派,未必符合朱一新的自许。后人受此观点影响,所写学术史,难免偏差。以朱一新的言论为据,探寻其论学的语境与针对的事实,接近其论学的旨趣与本意,可以显现朱一新对于浙粤学术的认同或疏离,进而借此展现浙粤学人汉宋见解的同异与处理汉宋办法的高下。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

地方志是宋代州府长官任职期内重要的施政参考和教化工具。宋代知州知府多兼具学者、文人身份,他们为当地方志从纂修到出版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也以不同方式亲自组织或参与方志纂述,凭借权力取得了当地方志纂述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并借此增进与地方士人的合作交流。知州知府的参与是宋代图经、方志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促进了当时方志纂述中两大特色的形成:一是宋代方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二是方志中"史家意识"的流露,从而出现州府长官代代续修一志的历史现象。     

士风重建与人物书写:以陶榖形象的塑造为例

陶榖曾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任官,是五代宋初文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性格偏激急躁,追求名利,行事作风为当时人和后世所诟病。然而,陶榖的形象通过史料和文学作品的加工处理而典型化、脸谱化,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其真实面目。通过对陶榖家庭背景和行为的具体分析,可以对陶榖其人有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五代宋初所面临的士风重建问题。     

胡适学术方法论对宋学、清学方法的继承发展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最重视学术方法论的史家,一生致力于科学方法论的建设和传播,提出了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学术方法论。他的学术方法论既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宋学和清学中的方法作了继承发展。他认为科学方法无古今中外之分,中国学术史就是科学方法的演进史,程朱理学的科学方法开启中国近代学术之先河,清代朴学的治学更具科学精神。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应当继承宋代和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胡适对宋学和清学方法的批判性继承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科学化进程;然而,又是唯科学主义的,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未能揭示中国传统学术人文道德理性的精神,其学术得失对当代中国学术方法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

宋元更替,使原先在江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士阶层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客观环境与元政权笼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江南儒士阶层迅速分化。有的仍以遗民自居,敌视元朝;有的拒绝仕宦,归隐民间;但大多数江南儒士开始承认元朝的统治,接受元政权任命的学官,于是江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学官组成的社会群体．儒士阶层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     

疑经变古思潮中的宋代易学考辨

在宋代的经学领域,疑经变古思潮渐趋兴盛,促使易学考辨多维度、全方面展开。北宋欧阳修首先向孔子作《易传》（《十翼》）的传统观点发难,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也由此成为易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备受关注。南宋学者又进一步深入,或借之佐证、充实自身的理学思想体系;或藉以批判理学空疏的“义理”、“心性”。肇始于宋代的易学考辨对中国传统经学史、易学史乃至辨伪学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钧窑三问——论钧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结合古代文献对钧窑研究中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考证。第一,今人多将钧窑视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实际上钧窑在宋至明初大体默默无闻,明后期的文献中始对其记载,但直到民国时期仍未能列入“五大名窑”,20世纪后半叶钧窑才名列“五大名窑”,前提是“钧官窑”概念的确立,是建立在某些推论基础上的产物。第二,古代文献中所指的钧窑,除了指今之钧窑的一些特殊产品外,还可能指古钧州境内其他窑场的产品,现所称的钧釉瓷可能是某些文献所记之汝窑器。第三,《清波杂志》中关于窑变朱砂红瓷的记载,应指北宋末钧窑生产的红釉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