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

慈禧临终遗命衍生出宣统朝隆裕、载沣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袁世凯被罢及复出自然绕不开隆裕的态度。载沣之弟载涛在力推军机更迭时原本有意让袁世凯复出,因隆裕反对未能实现。皇族内阁出台后,载涛与隆裕一派的载泽围绕继任内阁总理之争日趋激烈,皇族内争使得袁世凯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复出时机逐渐成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决意复出,提出过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1911年10月21日,由于载泽的支持,清廷已基本应允袁世凯此项要求。因此,袁世凯顺利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与列强施压关系不大。     

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与清末政局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徐世昌离任东三省总督,补授邮传部尚书,云贵总督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尽管徐、锡人事变动不乏个人使力因素且皆与驱袁事件脱不了干系,但整体看来,实为载沣斟酌其时政治局势做出的正常人事调整。徐世昌离东内用,长远原因是其东三省施政屡遭时论指斥,驱袁事件则客观上加速了其请辞步伐并营谋内调。清廷内用徐世昌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顺应舆论要求且顾及了徐氏情绪,并能以徐氏之才补邮传部尚书空缺,同时又有监视督导之意。是举体现出在光、宣之交权力交接以及老臣凋零的时代背景下,载沣致力于消减驱袁之后弥漫于官场的不安情绪并培植枢臣人选的努力和追求。锡良由滇调东,根本原因是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信任赏识,而其廉洁自律的品行、滇督任内屡屡请辞的个人诉求以及蒙古旗人身份、"平日不附项城"等因素,则增添了重要砝码。     

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涉及东北条款甚多 ① ,谈判期间 ,北洋政府征询东三省意见 ,时任民国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独排众议 ,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军官会议的决议 ,也不参加主和派的行列” ,并致电北洋政府 :“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 ,如交涉破裂 ,愿率全师进行决战 ,驱逐日寇 ,否则一死殉国。”② “二十一条”签订后 ,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列强对日本独占中国阴谋的反对 ,并未能立即执行。 1 91 6年 4月 ,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 ,面对日本要求在东北兑现“二十一条”的外交攻势 ,仍然持抵制态度。对他的这种态度 ,以往著述极…     

论袁世凯在“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期间的作为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袁世凯一向为人们所诟病,几乎成为邪恶反动的化身。但"辨证法要求对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应作具体分析"。[1]综观袁世凯的一生,其崛起的起点是在朝鲜,本文通过对"壬午兵变"和"甲壬政变"的考察,旨在探明袁世凯所展现的杰出政治军事外交才干和过人的胆识,折射出以后袁氏当国的一定历史必然性。也指出作为中朝宗藩关系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袁世凯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中国的东方防御体系,抵制了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为中朝两国赢得了十多年的相对和平。     

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对日政策述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顺理成章的复出,这引起了日本的警惕,因其害怕这个昔日的老对手。但面对中国国内几乎众口一致的非袁不可的呼声,其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袁世凯复出后亦深知日本的意图所关,对日本采取了虚与委蛇的策略,并在关键问题上利用英国限制日本对中国的渗透,对于日本愚弄皇室勤王的举动,也一一化解。     

孙中山致威尔逊的三封电函

1914年11月与1917年6月,孙中山曾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三封电函。这些电函反映了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思想和当时的中美关系。这三封电函均为英文,迄今未有中译文发表。 一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次年7月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急需外国援助。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孙中山认为日本和美国是唯一能够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他估计袁世凯政府虽面临严重财政困难,但欧洲列强因财力耗于战争,不可能向袁政府提供援助;如果堵塞袁世凯从日本和美国获取贷款的道路,则袁政府“财源既竭,饷糈     

论五四前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

五四前,戴季陶屡屡撰文,评析中日外交时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行径、政策、手段和实质;大胆地提出一系列挽救时局的对日外交政策,即主张“联美制日”、“武力救国”、“殖产救国”,以及在中日平等、自由、互助基础上的“中日亲善”等。同时,戴氏对日外交方针又表现出异常消极软弱,曾影响孙中山谋求日本的援助;后继续延伸发展,直至影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但是,反对日本侵略是五四前戴季陶对日外交观的主流。     

光宣之交清廷内部派大使政争史实考辨

1908年7月,清政府派遣唐绍仪赴美致谢退还庚款事并赴各国考察财政。袁世凯命唐绍仪与列强各国秘密商谈互派大使问题。1908年12月10日,唐绍仪从华盛顿给清廷发回电报,报告美国当选总统塔夫脱提议与清政府互派大使事。该电报引发朝廷内部的激烈政争。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等对袁世凯私自策划派大使事深为不满。他们不能认可大使所享权限和礼节,并不愿承受派大使所需经费。1908年12月25日奕劻被迫致电唐绍仪令其"缓办"派大使事宜。袁世凯仍不死心,27日又向摄政王和军机大臣上呈主张派大使的《节略》、《说帖》等文件,载沣、张之洞等人不为所动,否决了袁世凯的主张。12月31日,清廷发电报谕旨给唐绍仪,请其通知美国政府,将互派大使一事"作罢"。     

章太炎与反袁斗争——读《致伯中书》手迹

章太炎《致伯中书》手迹,凡十四通,四十一叶,约六千五百字,写于1913年4月至1913年8月间。现由重庆市博物馆收藏。这十四封信,是章太炎在宋教仁被刺后,辞去东三省筹边使南返,以至赴鄂谒黎元洪、赴京为袁世凯幽禁初期所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致伯中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章太炎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有助于我们对反袁斗争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态度的认识。本文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传贤为会长、宋子文为副会长,主持对日外交工作。顾维钓、罗文干、刘哲均为该会委员,负有将该会所作的决议转达给张学良并征求其意见的任务。这组密电所选辑者除张学良等电文四件外均为顾维钓单衔或与罗文干、刘哲联衔致张学良的密电稿,记载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谋求依靠国联力量,迫使日本撤兵,然后与日本直接交涉收回东三省和一二八事变后的外交措施,日本的强权外交以及英、美、法三国对日本的态度。由于顾维钓等参予了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决策活动,这一组密电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分上下两部分,先后刊布。本组史料由郦玉明、任荣同志提供,本室整理。     

袁世凯朋僚信函六通考释

袁世凯朋僚信函反映了清末这一世纪变革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回籍养疴的三年期间的通信往来展示了袁世凯及其同僚在这一时期的蛰伏状况。这组信函为研究清末历史、袁世凯及其朋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袁世凯对日外交述论

褒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也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驻朝时代,褒世凯与日本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完全失败而告终。     

袁世凯三参张翼原因探析

袁世凯三次参弹张翼,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作为地方督抚职在守土、捍卫主权的目的;也有与张翼争夺开平煤矿经办权,掌控北洋官业的目的;同时英国人对张翼、袁世凯间矛盾的利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张翼借助朝廷奥援与袁抗衡又演化为政治集团间的斗争。这些因素使得袁世凯在开平矿权交涉中困难重重。     

孙中山与护国运动

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主张以北方地区为重点,与袁世凯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他主张护国运动应以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为最终目标,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推翻袁世凯;他主张各派反袁势力团结一致,即使发生矛盾也应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在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各地革命党武装的反袁军事行动进行了指导,帮助各地革命党武装筹措经费,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反袁斗争,为反袁斗争进行了舆论宣传。许多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派遣和指导下参加反袁斗争并作出重大贡献;孙中山对一些护国运动领导人的反袁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力主“惩办祸首”主张探析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在其奏折、往来函电中多次联衔或单独提出＂惩办祸首＂的主张。袁世凯认为,这一主张为议和先决条件,是抵制联军内犯山东、长江、晋、陕等地的关键。＂惩办祸首＂又与保护教士与使节、回銮等问题密切联系。袁世凯通过与东南督抚的协力,以＂惩办祸首＂为此后新政推行扫清了阻力,对清末政局的走向起到了巨大影响。     

袁世凯蓝呢礼服上蓝色染料的分析研究

文中采用拉曼光谱分析法和薄层色谱法,对河南博物院院藏衰世凯蓝呢礼服上蓝色染料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衰世凯蓝呢礼服上蓝色染料的化学成分为合成靛蓝,说明了合成靛蓝染色布料在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出现,这在科技史和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梁士诒

清末科举出身的梁士诒 ,受维新思想启发 ,积极吸收“实用之学” ,在兴办实业、筹款修建铁路、革新铁路管理方面具有较多建树。并由此奠定了他在财界的基础。民国初年 ,梁为袁世凯所重用 ,其行政权力仅次于袁 ,政治生涯达到峰巅 ,由于积极拥戴袁世凯称帝 ,因而遭到世人的谴责 ,被迫避罪逃亡。日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 ,一度登上国务总理宝座 ,出现了短暂的“辉煌” ,最终在军阀混战中下野 ,亦无法避免其悲剧式国务总理的结局     

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剖析--"告别革命"谈何容易

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时期的政论中,不但不承认护国运动是一次革命,反而称袁世凯为“革命”。这一现象生动地反映出改良派在理论上一贯反对革命,而在实践上由于顽固保守派的逼迫又不得不走向革命的痛苦历程,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迫使梁启超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概念来自圆其说。通过对这一概念及其历史背景的剖析。可以深刻揭示出在保守势力强大顽固的近代中国,改良的道路实际上寸步难行。当前学界颇为流行的否定革命的思潮中存在着对复杂历史作简单化理解的倾向,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尚且发动护国革命,可见告别革命并不容易。     

摄政王载沣与清政府的倾覆

清政府的倾覆,原因是多方面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成绩也很斐然,但笔仍觉得有补充研究的必要,其中对摄政王载沣的研究就是—个关注点。因此,笔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以载沣的所作所为为考察对象,试阐述其在清王朝倾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督抚对教案认识态度的比较研究

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三任督抚基于不同的社会和心理基础对教案产生了不甚相同的认识和态度。对于教案起因,三位督抚都认为基督教的扩张是教案的直接原因;同时,毓贤和袁世凯又认为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是诱发教案的重要原因。最后,袁世凯明确指出了列强和基督教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教案的处理,张汝梅曲意弥缝,以和为主;毓贤和袁世凯皆主张持平办案。他们对义和团的剿抚之策,也影响了山东教案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