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夷夏之辨发生问题的历史考察

周秦时代的夷夏之辨,发生在华夏民族逐渐形成、文明风格日益显露的过程中。夷夏对流是其发生的现实基础。夷夏之辨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现实生活中夷夏之间种姓与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族际冲突;二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夷夏文化的认同别异和对夷夏关系的明确定位。华夏文化主导论、朴素的民族平等论以及本位文化批判主义等,是这个时代文化审识中的基本认识。夷夏之辨的发生,表征着华夏民族主体性自觉的基本形成。     

再谈孟子、荀子对孔子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孟子和苟子的“夷夏之辨”、“外夷内夏”、“夷夏之防”、“华夏一统”等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思想理论奠定了基调。虽然他们区分“夷”、“夏”的标准都是以“文化”为价值判断,但三人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孔子的民族观念是对西周以来民族思想的继承,主张以“仁”、“德”为区分民族差别的标准,讲究“和为贵”;孟子的民族观念继承了孔子民族思想的开放性因素,其核心是“以夏变夷”,其指向是以仁义治天下;苟子的民族观念则是以“礼乐”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也具备开放性特征,但其着眼点在“严夷夏之防”,终极目的是通过“礼乐”之教而使天下一统,直接为巩固君主集权体制服务。     

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

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依据"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盲目排外,反对学习西方;一种是在文化层面发挥"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但在政治层面,他们仍然强调夷夏对立,主张制夷、御侮。这种强烈的族类认同意识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开辟的发展道路不可逆转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不仅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旧制度,而且带来了现代的共和民主新制度;它不仅提高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民族旧观念,创立了“五族共和”的政治体制,完成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变过程,也开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纪元。金冲及先生在他的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写道：人们常说辛亥革命将清朝政府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但是不能小看这块招牌,换不换这块招牌区别很大。     

“夷夏之辨”之近代嬗变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空前活跃,传统思想观念的变化始之于"夷夏之辨"。"夷夏之辨"近代嬗变的因素可分为内外两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早已滋生的促使旧观念变化的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一是从"夷"到"洋"称谓以及涉外事务从"夷务"到"洋务"的变化,反映了对传统的"华尊夷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思想的纠误,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重新定位。二是从"宗藩体制"到"条约外交"的转变,传统的"华夏中心论"、"华夷朝贡体系"等观念走向没落。三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民族观的萌生与形成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自省过程。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上,魏与西晋汉族思想家的夷夏观明显偏激、落后,以蔑视少数民族、鼓吹"戎晋不杂"论的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而南北朝时期则是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斥对方为僭伪;而在这种相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从华夷之辨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

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来发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袭取日本人疑古余绪之言论,但其连番讥讽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讨论。本文即以此为起点和观察视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并在上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探讨胡适、顾颉刚接触日本相关学术的可能性,观察他们在时代变局下的治学心态。最後,本文将比较“古史辨”与“束洋学”兴起的原因与目的,以及它们与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藉着相关探讨,我们能同时看到世变之下史家在建立学术事业过程中显露的人生宗旨、学养情操,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历史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     

俞樾公羊思想发微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他治经治学的重点和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朴学方面 ,他的经学思想则倾向于公羊学。公羊学的基本思想即《春秋》当新王、孔子改制、三统三世、大一统、夷夏之辨等 ,都在俞樾的经传训诂中得到体现。俞樾还将“六经”视为一个整体 ,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以公羊思想为主旨的。     

黔中王门──一个被忽略的地域学派

中国汉文化的中心主义,表现在以“五眼”判声教的制度上,最能反映其“夷夏之辨”的心态。在这种文化视角下,中原根据自我定位的文化中心位置,往往忽略“要眼”、“荒服”之地“蛮夷”的文化建树。黄宗羲《明儒学案》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将王学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和泰州等七大体系,然对最早传播王学、开拓一方文明、颇具一定规模和造就了著名学者的“黔中王门”,却未予片言只语。或许,这也因为当时之贵州还是“夷多汉少”的边激之地罢了。黔中王门的存在,近年来贵州学者多有提出,已是不争的事实。王阳明滴…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它提出的“圣王同祖“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精心编排的历史王朝的统系,反映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统绪的认同意识;它宣扬华夷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民族一体性,强调夷夏民族一统,是对中国古代夷夏观念和民族认同意识的重大发展;它通过对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的历史考察和对汉皇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反映与颂扬,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地理的认同意识。     

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

与两宋、金代相比,蒙元初期正统论明显有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藩篱,为元末修辽宋金三史确定"各与正统"的原则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一种开放的意识。二是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杨奂、郝经标举"王道"或"中国之道",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因而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     

论纳异心态与唐代气魄

论纳异心态与唐代气魄林正根一、民族异己心态淡漠与全面开放传统的华夷之别,夷夏之防,虽有共御外侮,不事扩张之得,其失则是妄自尊大,固蔽自守。这既不利于各族各国间的友好往还,也无助于自身的发展与开拓。唐代则不然,在保有其得的同时,完全避免了其失。诚如鲁迅...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     

国人“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双重标准——《中国疆域沿革史》读后感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都有"夷夏之辩"的问题,而这种争论伴随着诸多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其中由于中国历史上版图的变化,国人"夷夏观"的内涵和外延也在随之变化.特别是到了清代,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国人形成了一种近乎自相矛盾的"夷夏观"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