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宪与革命之间--试论武昌起义前后章士钊的政治思想

章士钊是武昌起义前后中国少有的思想家、理论家。从1909年12月到1913年3月,他先后在《帝国日报》、《民立报》和《独立周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介绍西方政治理论,指导国内立宪运动和共和革命。在立宪与革命之间,他只忠于学理,而不厚此薄彼。他曾先后提出一套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议会制、政党政治的理论和原则。其中虽不乏理想成分,但对当时特别是民初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产生了相当影响。     

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     

从废学救国到苦学救国——青年章士钊在日本和英国的留学经历及其思想转变

1905～1911年章士钊曾有过一段在日本和英国留学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章士钊的思想改变很大,由一个极端的革命论转变为一个平和的调和论,从主张废学救国转变为主张苦学救国。本考察了章士钊赴日前及其在日、英的留学经历,详细地探索了章士钊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轨迹。     

章士钊《甲寅》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

《甲寅》月刊时期,是章士钊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他以功利主义的理论系统地清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批驳专制集权理论,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提出了调和立国论。他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的强大,一方面又关注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方面认定中国应当走民主政治的道路,一方面又为中国的现实条件所困;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实现政治的转型,一方面又在现实的逼迫下承认革命的正当性。他的困惑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论章士钊的调和史观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章士钊提出了调和史观。该历史观认为,“调和”是差异协同与对立统一,是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正是社会各因素“调和”的作用,社会历史运动呈现承续性、渐变性、循环性的特点。从调和史观出发,章士钊主张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做到宽容与妥协。     

五四时期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兼谈这一时期章士钊的历史观

五四时期,章士钊是新文化运动强有力的反对者,其文化学理论和历史观是导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原因。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历史(文化)调和论、文化心理论、文化精英论、文化具体论等,在这些文化学理论中也隐含着他的历史观。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受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影响很大。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合与争

章士钊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位个性都很强的著名人物,两人交往密切,早年曾一起革命,后因思想主张差异甚大而分道扬镳。     

雅典政制的现实思考

本文通过对雅典政制的理论渊源和政治现实分析,提出雅典民主和社会阶层论的现实意义。     

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研究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 (公元 162 1年 )后所面临的全新局势及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 ,促使努尔哈赤在大力加强汗权的前提下 ,制定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国政制 ,以遏制八旗分权倾向 ,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 ,维护后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巩固后金统治。这一目的虽然基本达到 ,却对其后皇太极的统治造成严重不利后果。总的说来 ,八王共治国政制对于后金的发展弊大于利     

被改革洪流反噬的改革——清末政制改革运动失败的政治学思考

晚清政府于1901年所推行的清末新政,正式启动了近代中国的政制改革与创新进程。但此次改革不仅未能实现预定的改革目标,反而加速了自己的覆灭。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对其中的原因、教训进行反思。     

章士钊与中共领导人的情谊

民谣说：“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波光粼粼的浏阳河,从浏阳蜿蜒地流向湘江,在长沙的东北面拐了一个大弯,汇入波涛滚滚的湘江。浏阳河的两岸是楼房鳞比的古城长沙,它的东岸俗称长沙东乡。这里与株洲、湘潭毗邻,     

章士钊与《甲寅》月刊对《新青年》杂志的影响

章士钊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是一位经历与思想都十分丰富而又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早年参加孙中山、黄兴所领导的革命活动,晚年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奔走,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做出了重要贡献。除学术方面的贡献外,先生的政论文章与思想主张,在本世纪初至二十年代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章士钊与李大钊的特殊情谊

章士钊,曾任段祺瑞军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这迥然不同的两个人之间,却有着一段特殊的交往经历,彼此影响很深。李大钊对章士钊仰慕已久章士钊,字行严,21岁时考取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并成为该校的学生领袖。22岁时,章士钊担任进步刊物《苏报》主笔。24岁时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的策士。章士钊曾得到过袁世凯的青睐,袁曾邀他担任     

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著名官司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一个特殊人物。他早年参加反清斗争,在段祺瑞执政府中担任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与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有交往。孙中山曾说他“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     

政府等于国家吗？——章士钊就陈独秀案与程沧波笔战

1933年4月,国民党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史论交融的地方政制研究新作——读《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

翁有为著述的<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行政层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历史演进为经,以组织法规为纬,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理论,对"专区"与"地区"政府的创设、演进、组织、权限、运作方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探析,并得出了基本的历史结论:一是行政组织法制化是国家行政机构健全和成熟的表现;二是行政组织法制是政治社会化的表征和主要路径,是一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赖以正常运作的法制体系,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权威性、合理性、长期性、持久性应以组织法为基础和依据;三是行政区划建制应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为目的.     

辛亥革命与思想话语的变迁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伴随封建专制制度的废除和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而来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思想话语的转变。     

辛亥首义前后的岑伟生先生

辛亥首义志士岑伟生是我中学时代同学岑长进的父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出人岑家,叫他岑叔叔。岑叔叔儒雅慈祥,曾给我许多关切与鼓励,唯独不在我们面前讲自己革命的过去。1962年他不幸病逝。我为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而痛悲。但诸多原因使我不能为他写一点东西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与敬仰之情。近几年,我细细捧读长进弟给我的一本本岑叔叔的遗著、遗稿,让我更完整、     

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

<正>《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此即后世所谓小学、辞章、义理三学之滥觞。而义理之学,实包儒学与所谓异端,即儒学之外的诸子与道、佛二教,如熊赐履《学统》即以诸子与道释二教为异端。清末宋恕当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明确提出救世之策在于复兴"周末诸子之教"。在《致夏穗卿书》中,梳理两千年来先秦诸子     

苏曼殊和他的挚友们—刘三、陈独秀、章士钊、柳亚子

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对于“苏曼殊”这个名字,恐怕是比较陌生的了。但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年代,这个名字在中国一一特别是在文化界,是很响亮很出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