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

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中国史学,既是十九世纪末戊戍变法时期史学的继续和发展,又是辛亥革命以后一个时期的新史学运动的先导和前奏,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以往的史学史研究,一般论述较多的是几位著名学者的几种著名的作品,如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还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等,都在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增进了科学的认识。但在这里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     

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开拓性成果——读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

由吴泽先生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先生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前不久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国内史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倡导对中国史学史展开专门研究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这门学科日具规模和体系化。近十年来,国内的史学史研究更趋活跃,成绩斐然,出版的专著已不下十余种,如白寿彝先生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卷)、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仓修良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和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等。不过,这些著作,除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对近代史学有较扼要的叙述外,其余的均为古代史学史。这就使中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简要言之,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中,无论是"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提出,还是《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撰写,均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夏曾佑的"新史学"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黄敏兰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的《新史学》是一部传世名著,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然而,梁启超的《新史...     

这三十年

《史学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了。回顾这三十年来,刊物从形式到内容的发展过程,也是史学史学科和学科队伍的发展过程的反映。《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6月,刊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这是史学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1962年文科教材会议上,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把编写史学史的任务明确地交给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承担从先秦到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前部分,华东师范大学承担“五四”以后到新中国成立。由于近代部分写作难度大,经过协商,北京师大负责鸦片战争以前的部分,上海负责鸦     

夏曾佑史学思想研究

夏曾佑在清末思想界颇有地位,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有很深的情谊,并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其著作《中学历史教科书》开中国史学之新风气,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来划分历史的框格。夏氏力图以历史进化论思想为指导来打破传统史学的框架,借机向传统学术挑战,清理中国学术史体系,为变法图强制造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     

吴泽先生访问记

著名历史学家吴泽先生,江苏武进人,出生于1913年。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生导师。吴泽先生在建国以前,即先后撰写有《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简编》、《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儒教叛徒李卓吾》、《康有为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建国后,著有《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国通史基本理论问题论文集》。八十年代至今,吴泽先生仍然辛勤著述,笔耕不辍,他所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集》(三册)、《史学概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华侨史研究论文集》,以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册)和《当代中国史学家丛书》均已陆续出版。     

中国史学史的新探索——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

1927年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以后,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对史学史的编纂方法作了新探索。史学史述或循梁启超“做法”,或依社会形态则限,或按古、近代分段,各有优劣。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对史学作会通考察,适当处理史学史与通史之关系,分史学为传统与新史学两时期,注重史学理论的阐述,甚具特点,实践了白寿彝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为史学史研究昭示了一条新的道路。     

1981年史学史研究概述

1981年,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比较兴旺的景象,发表在全国性报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上有关史学史的论文有一百来篇。其中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对某一个问题、某一部史著、某一位史家的探讨。讨论比较集中的有: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史书的体裁问题、对司马迁和章学诚两大史家的评价问题。除这四个问题之外,从古到今,上起《春秋》、《左传》,下至近代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都有专文评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对“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这种现象在前几年是比较少见的。对前人的史学遗产如何批判继承,这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寿彝同志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第一至四期。本文所提及的论文及报刊均以1981年为限,故不标年份),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撰、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以轻松活泼的“答客问”的形式,谈得比较全面、透彻,对人颇有启     

有关魏野畴烈士的两件文物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藏有两件魏野畴烈士的文物,一件为申江书店1930年出版的魏野畴遗著《中国近世史》,另一件为开明书店为《中国近世史》一书付给魏野畴的版税结账清单。魏野畴所著《中国近世史》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之一,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近代史学观点,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     

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初 ,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 ,“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 :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 ,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俄文‘Историоｒрафｕа’ ,法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德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耿淡如 :《什么是史学史》 ,《学术月刊》1 96 1年 1 0月号 )。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见俞旦初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 980…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江心力傅斯年在１９２８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厘清它产生的渊源及基本内涵,对于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一...     

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进化史观的传播,打破了以往陈旧的历史观念,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戊戌维新思潮还引发了对旧史学弊端的批判,提倡重视“民史”,要求“史界革命”,以及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梁启超和夏曾佑分别成为这一时期史学近代化在思想理论和撰述实践上的突出代表。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和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也成为戊戌思潮大力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者的直接目的尽管是为了变法维新,但在客观上对突破单一的本国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无问西东:浅谈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建构

正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编写的《史学思想史》视作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近代西方史学史著作,并将其与30年代朱谦之在暨南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这两件事情看作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起步时期,那么,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由耿淡如、郭圣铭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以介绍西方史家的著作、引进西方的史学理     

中国社会史的发展与英国新社会史:若干比较与思考

中国社会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且不说古代史书中有关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的丰富记载,单就近代史学而言,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就呼吁要研究“群学”,第一部社会史专著(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也于1911年出版。从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有影响的社会史著作不断问世。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社     

开拓中国禁毒史和毒品史的研究──近几年几部有关史学著作述评

中国毒品史和禁毒史的研究始于鸦片战争时期,其中有些著作已成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时常征引的史料。但总的来说,对中国鸦片、毒品史和禁烟、禁毒史的系统完整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近年来,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三位先生合著的《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苏智良先生的《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和王宏斌先生的《禁毒史鉴》（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等著作相继出版。他们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使中国毒品史和禁毒史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研究领域。由于对鸦片战争研究的重视,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前夕的鸦…     

评鲍绍霖等著《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

中外史学交流是中外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历史上和史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代学梁启超指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集之四》)可见西学对中学之重要。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     

《史通》的求实精神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章)这里所说的“史”,不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而是史学,是史学家根据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种种史料而编写出来的历史著作,是史学工作者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整理,用文字的形式,使已经逝去的历史再现于今日。其目的是“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