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古籍整理的特色与成就

古书今译的倡导 1922年,作为诗人的郭沫若觉着《国风》中的许多抒情诗并不是不能领会,关键在于要给它们“换上一套容易看懂的文字”,便选择了40首,结集为《卷耳集》出版。由此,引出一场辩论。但是,这一《国风》今译却收到效果,使得许多青年朋友“对于古代文学改变了从前一概唾弃的态度,渐渐发生了研究的兴趣”。原先颇具生命力的作品,通过今译在当时“苏活转来”。这样,便更加坚定了郭沫若对古书今译的认识。1924年,他特地写了《古书今译的问题》的辩论文章,满怀自信的预言道:“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这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古代书籍的普及自不得不待今译一途,这是自然的趋势。”果然,今天海内外都已把大规模的古书今译作为古籍整理的必不可少     

《资治通鉴》今译体例的一个创新——兼谈当前“古籍今译热”

近年来出现的“古籍今译热”,可喜乎?可忧乎?众说不一.尤其是对于《资治通鉴》等大部头的名著全译,持有不同看法.一说《资治通鉴》全译值得赞扬;一说“全译”不可取.怎样正确看待古籍“全译”呢?我认为,那种完全否定“全译”的意见,是片面的,很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我们所说的“今译”,就是指的“选译”和“全译”这两种主要形式.古籍今译,是“选译”还是“全译”,或者在今译时再结合校     

汉赋今译浅议

古籍今译,是当今社会赋予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历史重任.本文仅就汉赋今译问题略抒己见,希望得到方家师长的批评指教,以期提高古籍今译的整体水平.一、汉赋的基本句式汉赋是一种便于叙事的半诗半文的文体.《释名·释典艺》称:“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钟嵘《诗品·总论》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都指出赋具有叙事状物的特点.正因为这种文     

古籍今译势在必行大有可为

古籍今译,是指把用古代书面语言写的古籍翻译为现代书面语言.这是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内容十分丰富,它包含着我国古代思想、政治、经济、文艺、科技、军事等方面十分宝贵的经验,这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国宝,是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财富.对古代典籍加以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建设符合中国历史传     

《〈三国志〉今译》误译举隅

近来古籍今译成了热门,短小精悍的选译早已不过瘾,几十上百万言的大部头纷纷问世.这是一件好事,但任何事情如果过热则必有问题.有人对此现象写文批评,认为今日众多的“今译”存在十弊,主张“古籍今译是一桩关系到子孙万代的严肃问题”,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之(见《光明日报》“史学”第557期),笔者对此也深有同感.只是这篇批评是泛指一般现象,从而归纳出十条弊端,并不涉及具体作品.觉得意有未足.最近读了中州古籍出版社新出的厚厚两大本硬皮精装的《〈三国志〉今译》,正好作一具体例子,这里仅以该书卷27为例.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和“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的指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议定组织高校人员编译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并建立丛书的编辑委员会.今年五月七日至十日,编委会全体成员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古代文史名著选择丛书》的书目和凡例,确定了古籍委员会直接联系的各研究机构承担的项目,明确了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日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林同志、国家教委文科科研处处长(兼委员会秘书长)陈志尚同志亲临会议关怀指导,并作了重要讲话,巴蜀书社的同志列席了会议.     

借鉴《国语解》为古籍作注

我承担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的《国语选译》工作.它的具体要求是“每篇依次分为提示、原文、今译、注释四部分,以译文为主”,但是“注释是今译的补充部分”,意思是说读者还是要借助注释才能更好地理解译文.可见,即使有译文,对古书来说,注释也是不可少的,更何况没有译文的古书,注释更是必需的.我在进行《国语》注释和今译工作中,反复阅读推敲韦昭的《国语解》及近现代对《国语》有关注释、翻译诸作,深感极有必要探讨如何借鉴韦昭《国语解》来为我们当前的古书注释服务.     

古籍今译中误解字词古义举例

古籍今译中误解字词古义举例时永乐古籍今译是一项难度大、要求高的严肃的学术工作,要求译注者必须具备扎实的小学根柢,按照古人的语言习惯和古文的原义去翻译。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但要真正做到这点,亦洵非易事。笔者在翻阅古籍今译本时,时常发现望文生训、误...     

旧志标点论纲（中）

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凡7卷,其中近30条用来分析古籍句读失误的原因。近人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分4类15种,共收例句168个,专门研究古籍句读和标点的讹误问题。近人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今人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王迈《古标点例析》、徐仁甫《广古书疑义举例》、段喜春《古书标点释例》、汪耀楠《注释学纲要》、宋子然《中国古书校读法》等,也都在古籍标点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根据各家的研究,产生古籍标点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因不明词义而误、因不明语法而误、因不明章法而误、因不明礼法而误、因不明史实而误、因不明情理而误、因失于校勘而误,等等。他们虽然讲的是古籍的标点,但旧地方志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适用于旧方志的标点。     

古文今译与古今词义

古代文献典籍转译成现代汉语,这是一个使现代人通过阅读译文了解历史、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捷径.然而开辟捷径确是一顶复杂而艰难的工程.转译不准确,背离古文原意,定会把读者引向历史歧途.因此,古文今译“信”是头等重要的.所谓“信”,就是忠实于原文.     

如何对待古籍中的精华与糟粕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整理古籍者常说的一句话。细想一下,如果就思想文化来说,这事不难办到,或取或弃,完全可以按照现在的标准去作,在古籍整理方面就不那样容易了。取还好说,试问将如何弃法?我们不能任意删改古书,除校正字句的讹误脱漏外,一切须保持原式,甚至有时简体字都不能用,还要用繁体字,分明是一篇糟粕的文章,也无法弃掉。这个问题如何对待?附加批判,似乎是一个办法,但批判一事谈何容易。整理古籍不等于整理传统文化,只是整理传统文化的一段初步工作,要把古籍都彻底批判过来,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事,而古籍整理的工作正是在彻底批判以前须要作好的事情。     

《史记》标校失误四则

中华书局1982年版《史记》在标点、校勘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仅就翻检中所发现的四则胪列于下,以就教于方家。 1.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 索隐:……按:《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P.2505） 按:当标点作:“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司马贞的意思是说:《史记》上讲吕不韦是阳翟人。但《战国策》一书,却把吕不韦说成是濮阳人。除此之外,《战国策》上还有很多地方记载吕个韦的事迹与《史记》该传不同。标点者于“多”后断句,殊失注者语意。     

古籍附录述论

古籍附录述论时永乐一部古籍,在经过校勘、标点、注释及今译等主要工序之后,还有一件工作要做,便是编纂附录。这项工作,虽非每种古籍必不可少,但亦并非无关紧要,不可等闲视之。做得好,可以为读者研究本书及其作者省却不少时间。编辑附录,至少宋人已为之。陈振孙《...     

本真还原 博洽精当——评何慎怡《诗古微》校点本

魏源是我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面对其时大动荡的社会现实,他的爱国忧患情绪深滋于心、溢于言表.魏源在经学上主张阐述微言大义,鼓吹以赜幽发微、议论说理擅长的今文经,他的改革变易思想即源于今文“三统说”.《诗古微》是其学术经世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整理、校勘、标点这样一部阐古论道、旁征博引的学术专著,其难度可以想知.湖南师大文史所古籍室的何慎怡先生在这一领域作了很好的工作,他以审慎的态度、深厚的功力专致于此,为学术界提供了堪称完备精良的《诗古微》校点本.     

慧琳《一切经音义》版本流传考

唐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工具书,其网罗古训,音释梵经,摭拾极广,包孕弥富,保存了大量唐代尚存的古书佚文,在整理和研究有关古籍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颇为学者们重视.然关于此书的流传情况,学术界历来说法不一,颇多失实之处,本文不揣浅陋,对此作了一些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注释古书怎样吸收前人成果

从汉代起,我国就开始了古书的注释工作。比较重要的古书,前人都相继做过整理注释,为我们今天整理古籍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今人注释古书,一般都要参考古人的旧注,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此,先辈学者曾有过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充分的重视。 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指出,诠释旧文,不宜离已有之训诂而臆造新解。清人皮锡瑞也说过:“说经必宗古义,义愈近古,愈可信据,故唐宋以后之说,不如汉人之说,东汉以后之说,又不如汉初人之说。至于说出春秋以前,以经证经,尤为颠扑不破”。(《经学通论·诗经》) 一般来说,距离古书的写作时代越近,注者对古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名物制度以及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修辞手法等     

古籍分类漫议

古籍分类是整理古籍的方法和手段之一.对古籍图书分类的方法一般是按其内容性质、著述体裁样式、编辑刻版形式等来进行类分的,所谓“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分类起到综合群书,条贯学术,指导研读的积极作用.分类的方法是研究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它总是以一定的体系和诸多义例来组编类属目录,而起到综合群籍,类分古书的作用,实际古籍分类是目录学研究的范畴.所以说,目录学对古籍整理研究的意义,即是分类对古籍整理研究的意义.     

《后汉书》标点中的几处失误

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是目前最为通行的读本.它们的标点,与同期出版的其它一些古籍相比,质量堪称上乘.不过,此类史籍的标点,无论何人竭尽全力,也难保万无一失.《后汉书》自然不会例外.吕叔湘先生在《整理古籍的第一关》中指出:“标点符号的使用,可以斟酌的地方很多,但是关系到正确和错误的只有断句(传统意义的句)和引号起讫这两件事.”(《语文杂记》)第145页)为便《后汉书》整理者参考,此谨依吕先生之言,对其断句和引号起讫方面的问题指出以下几点.     

古籍今译应考虑普及的需要和限度

古籍今译是一项古代文化普及工作,所以应该在普及的需要及其限度内进行.世界文明古国中,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等,经过异族侵入、民族迁徙、战争和自然条件等原因,文化传统大都中断或经过变异,惟有我国几千年来保持着稳定的延续,这是好事.但另一面,这个传统也成为一种文化包袱,十分沉重;特别是当前知识门类繁多,除了少数从事古代文化事业工作的人以外,不应该过分地增加一般求知者的知识负担.因此,古代文化的传播必须有所选择.有人主张把先秦经书、二十四史之类的典籍全部译成今语,恐怕并无必要.而且,有些古籍是很难译述的,如《易》的“乾元亨利贞”一句,就很难翻成今语而不噜嗦累赘.二十四史中,如《天宫书》、《五行志》之类,一般读者既无必要,也极少兴趣.如系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则还是自己去读原文可靠.就是正史中的纪传,也只宜有选择地译述,《元史》以后,列女传中大量贞妇烈女的传文,译出来有这必要吗?     

卢文弨与古籍的校勘

清代乾嘉学派在我国古籍的整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在古籍校雠方面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在当时,从事校雠已蔚然成风,“上自巨卿名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通知此义”.而始开乾嘉校雠之风的,当首推卢文弨.他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校雠,为我国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卢文弨自幼喜读书,十五六岁就有志于校雠之事.他自称“余年十五、六从人借书,读即钞之.久之患诸书文字多谬误,颇有志于校勘”.